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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导演将它搬上银幕,政客们在竞选时赶来,之后它便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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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维舟 2022-08-13 14:01
摘要:大城市的阴影之下,这里的人高声呼喊,宣告自己的存在。

20世纪50年代的大创伤造成西班牙人口向城市流动,乡村逐渐空心化。于是,便有了这样两个西班牙:一个是城市化、欧洲化的西班牙;一个是内陆的、荒芜的西班牙,也即西班牙无人村。西班牙无人村里只居住着极少数的西班牙人,却活在数百万西班牙人的思想和记忆里。

电影导演将这里搬上银幕;政客们在竞选时赶来,却在执政后将这里遗忘;城里人希望在这里找到简单纯粹的生活;大城市的阴影之下,这里的人也高声呼喊,宣告自己的存在。

西班牙作家、记者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的《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以下简称《断裂的乡村》),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从历史、文化的建构中,呈现乡村的面貌,描写它是怎样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由此渐渐失去它真正的面目。更有意义的是,当初离开乡村的那代人的后代,跳出长久以来对乡村的偏见,在城市创造出一种新的认同,并且通过叙述方式的转变,重新发现并重建一种对传统文化、对乡村的认知。


《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
[西]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理解乡村“空心化”
需要反思现代文明

对任何一个经历急速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乡村的“空心化”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农村凋敝在很多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到2040年很可能将有近半数的市町村消失,但论严重程度,恐怕仍然比不上西班牙:在数以千计的村庄消失后,首都马德里周围形成一块荒芜、广阔的地域,方圆300公里之内再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仿佛一大片虚空围绕着一个黑洞运行。这已经不仅仅是“人口危机”或“乡村衰败”了,还涉及文明、传统以及社会存续的根本。

如果这仅仅是西班牙的问题,那倒也罢了,但更深入一层就会发现,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在欧洲各大语言中,“文明”一词几乎都源于拉丁语civitas(“城市”),也就是说,“文明”本身就被视为城市的产物,而“农村不是文明的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文明的反面——野蛮。实际上,英语里的“乡村”(country)一词的词源本义是指“对面、相对”,可见那是从城里人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景象。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乡村世界本质上不同于城市世界,尤其它很早已经处在城市世界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汲取、主宰和引导始终伴随着欧洲的历史进程。

在这方面,西班牙体现得尤为典型。虽然一部分西班牙人总是乐于强调西班牙“和欧洲不一样”,但至少在城乡关系上,如果说它有什么独特性,那可能就是抱有一种更为矛盾纠结的心态。西班牙历史上缺乏制衡的王权强化了对乡村的汲取,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城市中心,像马德里这样一个人为造就的首都,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驱使,原本是不可能自然生长为一个大都市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加上这种人为干预下单向的流动,势必加剧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

“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
乡下人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两个西班牙”早就出现了,它们之间彼此难以理解,更无法和解。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英国的穷人和富人仿佛是“两个民族,他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他所说的这种断层线,出现在社会阶级之间,但为什么在西班牙体现为一种空间上的隔绝与排斥?

除了城市中心对乡村历来的主宰更为强大之外,这或许不能不归结到一点: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西班牙的现代化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就像看似进步的宗教改革也会激起反宗教改革一样,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复杂的社会反应,何况是现代化这样冲击所有人的社会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和乡村都自然而然具有了双重面貌:城市既是进步的灯塔,又是汇聚了外来事物的物欲横流之地,是堕落的索多玛;乡村则既是愚昧落后的不开化之地,但又因为保留着更多传统而被视为“真正的西班牙”——现代化本身就催生了一种对文明自身的厌倦与不满,乡村被渲染为一个远离尘嚣的桃花源,似乎只有那种简单、纯粹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

这看似是在肯定乡村,但实际上仍然取决于城里人的视角,“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乡下人从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
数百万人离乡的“大伤痛”

因而,有时令人费解的是,同一群人竟然可以同时拥抱两种矛盾的乡村形象:在西班牙内战时,就有右翼坚称乡村无产阶级是蛮族精神的延续,而那种哥特式的西班牙精神则存留于君主主义的、贵族的、宗教的和军人的价值观之中;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右翼民族主义者从来不喜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复杂性和任何整齐划一的设想都不相容,他们所珍视的那种“传统”,事实上也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带更为盛行。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班牙内战中的结果,代表着乡村对城市、传统对现代的胜利,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如今被推举为国家最坚定的支柱,佛朗哥承诺要恢复他们的尊严,并以传统价值观来净化鱼龙混杂、腐化堕落的城市。然而,令人惊愕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疾风暴雨般的城市化进程,在1955—1975年间,西班牙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多,而很多农村则在人口外流后彻底荒芜,当所有人都醉心于融入欧洲、发家致富时,乡民们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

肯定会有人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在短短数十年间,西班牙从一个迟迟才走出中世纪的国度,跻身真正的现代国家之列:全国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而这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马德里在1955年还是个很土气的城市,到1975年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富有现代气息。的确,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只是事到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所带来的“大伤痛”,人们不仅与自己的根斩断了联系,剩下的村镇也大抵只有老人居住,既没有任何经济活动,也缺乏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其结果,西班牙成了一个结构性失衡的国家。

人们抛弃了乡村,但乡村还在他们身体里

其他欧洲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当然也会出现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但都没有像西班牙这么严重。在发达的西欧各国,城乡差距很小,村庄风貌和分布呈现明显的连续性,而在西班牙,驶出马德里不远,就好像突然进入了荒漠,习惯了这种明显断层的西班牙人,看到西欧相当普遍的农贸集市、发现那些村庄里竟然有年轻人居住,都会感到是不可思议的异域风情。这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上的差异,也是迥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在城市里长大的西班牙年轻人,更容易对祖辈的乡土抱有一种更矛盾的态度,摇摆于抗拒抵触和怀旧向往之间。

西班牙的困境,实际上是所有后发国家都会面对的:一个不久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还依靠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为生的社会,在跌跌撞撞奔向明天的路途中,试图彻底与过去决裂,但它的内心并没有获得安宁。过往并不会就此被埋葬,何况也并非一无是处。当人们在令人眩晕的成功中缓过神来,他们迟早会低下头来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乡土。

毫无疑问,对任何人来说,无根的生活尽管不失为自由,但失重的感觉并不好受——他们就像一株株植物,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但仍然留有那种根脉断裂带来的幻肢痛。要真正转变为城市型社会,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在这一历程完成之前,无数人注定要承受这种转型期的阵痛带来的撕裂感,就像本书中所说的,“人们抛弃了乡村,但乡村还在他们身体里,还在他们子女、孙辈们的心中”。

只有城市化进程已趋完成
人们才会反思现代城市文明

这种“空心”状态乍看呈现为人口的地理分布,但深入来看其实是一种民族性的灵魂缺失。人们离弃了故土,再也不想多看一眼那个地方,但这种决绝恰恰表明他们并未真正摆脱故土。长久以来,对于那些乡村究竟是什么样,有着种种说法乃至神话,并且总是两极化,仿佛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它之所以缺乏一个真实的描绘,是因为总是屈从于别人的讲述。简而言之,乡村是一个有用的他者,那“可能是一个需要战胜的敌人,一个需要驯服的恶魔,或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悲惨之人,无论是什么,他们总是一个需要被外界干预的存在”。有时候,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拯救乡村,而另一些时候,又似乎只有乡村才能为堕落的城市提供救赎。

单独看城市或乡村恐怕都是不完整的,《断裂的乡村》里说得很清楚:“两个西班牙之间的沟通长久以来举步维艰,至今依然如此。它们于对方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国家。然而,没有西班牙无人村,就无法理解另一个城市西班牙。它的魅影存在于城市西班牙的每个家庭。”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人物常常被一分为二,这两个分裂的人物如果割裂开来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将之重新合二为一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也是如此:看起来善恶迥异的两半,只有整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耐人寻味的是,怀旧和回顾往往是为了召唤一个全新的未来,这种“弥合精神分裂”的声音能出现并引发轰动,恰恰表明城市化进程已趋于完成,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反思现代城市文明。这种反思精神本身,正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人们有能力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但这首先要基于我们对自身全面的重新认识。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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