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门口的那盆花，对于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路小小而言，这本来只是个和之前无数个夜晚一样寻常的工作日。

但现在不一样了。静静躺在门口的绣球花在一瞬间“点亮了下班的心情”。这盆花开得不错，蓝紫色的花瓣团簇，显现出一些宝贵的生命力来。不用找署名，她就知道，“这是隔壁爱养花的阿姨送的”。

她们在疫情封控管理期间相识，最初加微信只为分享自己团购多了的菜，后来发展到阿姨教她做牛肋条，帮她处理好生肉放在门口，再到开始聊更多的事情，分享彼此的兴趣，原本开在阿姨家的花，也长进路小小的家。

在这个过去的春天，一些人与人的联结开始在这座习惯了现代生活“界限”的城市里生长。如果说在应急时刻，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守望相助的温暖瞬间可以讲，那么当生活逐渐回归之前的模样，这些联结又会归于何处？“远亲不如近邻”的乡土社会经验，能否得到它的现代诠释？

推开过那扇门

在端午假期，艾秋第一次和小区封控期间认识的邻居们碰了面。

地点定在她家，四个人到中年、事业小有所成的女人，在客厅盘着腿吃着茶，听着雨声，聊了一下午闲天。大家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外地来沪，打拼十几年，笃信自由和独立的意义。在小区封控之前，她们对彼此一无所知，顶多会在路上遇到时礼貌地点一下头。

熟悉起来的过程其实很自然，“志同道合”是人与人相处通用的逻辑。团购群是她们相遇的起点，相比之前一直沉默的业主群，因为生活必需而组建起来的团购群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直接的平台。一来二去的拼单、团购、分享让几个活跃的头像逐渐变得眼熟。后来，她们几个甚至干脆建了个小群，“成为了我手机里最活跃的群之一”，艾秋说。她还悄悄在没有现实生活朋友关注的小红书上记录了和这些“神仙邻居”相处的细节。对于艾秋来说，这是一段难得的缘分，“彼此能够有一些互相信任，能够完全刨除掉自己过去的生活或者现在的工作圈子，这种相处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正是这些真实的交往，让一扇扇陌生的门，变成了熟悉的脸。艾秋有饭后和爱人一起在小区里散步的习惯。她住在康桥半岛，过去，她对这座有着四车道的庞大小区并无任何熟悉感，而现在，她已经能向爱人逐个介绍屋子的主人：这栋房子里住着一个网红博主，坐拥几十万的粉丝；这栋房子的主人很会画画，画过小区里的树林和晚霞，很美；这栋房子的阿姨擅长花艺，新手养花人艾秋向她讨教过好几次养花的秘诀；这户里养了三条狗，有一只特别热情，会扑上来蹭你……

变化是润物无声的。前段时间，艾秋和爱人突发出差一个月，走前，她把家里冰箱囤着的水果牛奶都分给了邻居。“这事情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贸然敲门只为了送点水果牛奶这种不值钱的东西会很奇怪，人家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但是现在这事就变得很轻松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可以，没问题，都用得上”。

给予和接受都是一种亲近的标志，曾经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但疫情间不断以物换物的、回归原始逻辑的交往，让现在的他们也有了这样做的理由。

这种延续的交往不仅发生在社会角色“同温层”间，生在山东、还差一点点才到而立之年的尚志成，居然意外收获了一群亲近的阿姨爷叔。现在，他每天骑车去上班前，楼边的阿姨都要和他打招呼，“去上班了呀”。有时候，他还会加入大家乘凉时的闲聊，阿姨们会忍不住八卦他，“小尚有没有女朋友呀？”

这份陌生的关心不会让他觉得“越界”，反而有一种难得的亲切。“我小时候没怎么体验过爷爷奶奶的唠叨，所以突然接收到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一个人漂着的时候还蛮温暖的。”

邻居们也愿意麻烦这个在疫情期间当了两个多月临时楼道长的小伙子。隔壁独居的邻居阿姨曾经拜托他上门修电脑，学艺术出身的尚志成并不擅长这些，“但阿姨说她只放心让我进她家”。这是他第一次推开邻居阿姨家的门。阿姨六十多岁了，独居，接受过高等教育，退休前做化工相关，会在家里弹琴、练字，“特别讲究礼尚往来”。阿姨有一种普遍现于上海独居老人身上的对“不欠人情”的追求：封控期间，他给阿姨家送过公司多发的鸡蛋。他晚上10点多送过去，结果阿姨11点就来敲门：她用这份赠礼做了鸡蛋饼，要立刻给他送来。

“我之前一个朋友和我讲，上海人和你熟悉起来的一大标志，是愿意请你回家吃饭了。”尚志成深以为然，某种程度上，推开家门像一种珍贵的许可，陌生人间的界限很难打破，但一旦曾推开过那扇门，这份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便也保持了下来。

在上海辗转生活了五年，这是尚志成第一次对暂时租住的落脚点产生感情。他住在徐汇区的龙华街道，疫情过去后，二房东房租涨得飞快，而他犹豫再三，还是没有选择搬走，即便和楼上租户的差价已经到了两千块。“是有点舍不得了，总觉得和周围人重新再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现在，至少他下班回来更像回家了。

弱关系的网

苏恩明显感觉到，楼里的事情办得快了不少。

就在几天前，他们楼道在一楼加建无障碍坡道的事已经敲定。住在一楼的老人家腿脚不便，得靠轮椅出行，想把楼道口的台阶改建成斜坡。每家要为此均摊一百多块，意外又不意外的是，“最后全票通过”。

在楼道群里其他住户的要求下，整个筹款和工程款去向都是公开透明的。物业公司并没有参与他们全程的决策，而是由一楼住户与他们对接，制作预算，联系工程队。楼道群内部的投票只花了一个下午，加上各种细节琐事的敲定，商议花费的总时间不到一个月。现在，这条无障碍坡道即将开工。

一楼的人家是小区的老住户了，“在封控前，没人提过这事”。在封控后才建立的楼道群里，一楼住户的需求得以被更自然地被提出。楼道生活常常是这样，一个人的需求，需要更多人的响应才能汇聚成推动进程的力量。

“过去大家是散的，住在一个楼里，但是谁也不认识谁。你要办这种关系到大家的事，你可能得拿着纸，挨家挨户要签字，一是麻烦，二是有的人听说要花钱，可能就不乐意了。现在不一样了，在群里一商量，几零几几零几是什么样，平时怎么说话，我们都很清楚。有什么事，大家也愿意帮一把。”苏恩说。

在政立路上的财大小区，一些细细的关系网在延展开。做了三个多月大团长、苏恩几乎加遍了小区内的居民微信。走在路上，会有不少居民和他打个招呼，他们或许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毕竟，“认得我微信头像嘛”。即使在封控结束后，依然有小区居民会参与他的团，因为“团长靠谱”“东西送上门”“买的西瓜甜”。

有不少人爱和他开玩笑，疫情管控逐渐松动之后，聊熟了的朋友会在群里@他出来，点名要吃一家老牌网红糕点，“威胁”否则半夜敲他家门。他怼回去：“等我缓缓，我还在答辩呢！”

苏恩本在上海财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没有任何做社区零售的经验，做起团长纯属“赶鸭子上架”。而现在，他则已经加入了整一片大学路上的团长群，手握多个供货源，帮过隔壁团长开团、处理货物，甚至还有一个“影子团长”分担工作，俨然一个专业团长。

这段做团长的经历，让苏恩与周边很多人桥接起来。他的“影子团长”是小区的原住民，为人豪爽，平日里还有一圈牌友。通过他，身为租户的苏恩也认识了小区里的很多人。苏恩用了个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我们志愿者团队里一些人也是通过我这个影子团长认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你通过这个人认识了一大片人嘛。”

作为团长，苏恩团购的货源很多也来自小区居民的推荐。小区群里有不少商户，也有在超市做了多年采购的居民，职业的高度异质性让团购总能想办法找到渠道。直到现在，苏恩有的货源都还是从住户介绍的渠道中采得，和一些供应商也建立了稳定的取货拿货的关系。

在苏恩看来，这是人际的联系转化成更多形式收益的体现。现在，他手下还有两个大型团购群，总数加起来七百多人，尽管平时学术生活很忙，但他暂时还不打算放弃做团长这件事。“这是一个两头都有益的事情。”苏恩说。一方面，他认识的供货商不想放弃这样一个直接供货的渠道；另一方面，小区里很多居民也慢慢习惯了团购这种购物方式，希望团购群能保留。

很多老邻居相信他的团购群。“很多商品是非标产品，比如葡萄，外面有的店卖十块，有的卖十二块，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到底该是什么价。这时候他们就会更相信你作为团长的信誉。”而且，要直接对接的人是熟悉的邻居，也让人放心不少。“我会帮他们处理退货换货这些事情，有什么事他们群里@我一下就可以，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也知道我会处理好。”苏恩说。

这种经验对苏恩来说不算陌生。他在外公外婆居住的村子里长大，去哪家吃面，去哪家买瓜，一切皆有定数。恰如费孝通所形容的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的社群”，无需了解彼此姓名，面对面的交往便是人与人之间熟悉的凭证。这种经验曾随着他搬入市场逻辑严格运行的上海而逐渐被遗忘，“现在，这种感觉又有点回来了”。

作为机制存在

不过，邻里的交往未必一直能存在下去，就像叶落云散，人与人的相遇与别离在现代社会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苏恩的对门是一户群租的理发师小伙子，一共住了五个人，在封控后的第三天，怯生生地敲门找他借锅，“家里不用开火的东西都吃完了”。作为感谢，他们免费给整栋楼的居民理发。封控过后，房东没有给他们续租，“他们消失了”。

不只是一些邻居的搬离，一些临时的组织形式也在消失。在封控期间，艾秋所在的小区曾自发地形成了一块小小的集市。每晚6点左右，在小区一号门附近的草坪上，各个团长会在草地上打包、分发自己团购的货物，小区居民到这里拿货的时候，还可以顺手采购。后来，甚至有人买了亮闪闪的灯泡和小推车，把这片临时的露天仓库打扮得更像一个夜市。“小区解封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吧，整个草坪又全空了，干干净净的，你会发现大家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中去了。”

在生活回归正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需要”似乎也变得没那么必要。“市场逻辑回归了嘛，大部分时候我们的需要是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的。”苏恩过往生活的经历让他感受到，许多亲密的乡邻关系是建立在匮乏的基础上的。“比如我很小的时候，暑假来上海找父母，住在弄堂里就可能需要去借用一下邻居的厕所什么的。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很独立的，也不会那么紧密地被捆在一起。”

路小小则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像之前天天在家里的时候那样了”。她住在石门二路街道的一栋商品房小区里，邻居们也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曾想过要和邻居们约个饭，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在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理论研究所所长姚尚建教授看来，疫情封控时期形成的邻里关系良好的互动，是一种面对共同压力时的临时反应。“我用组织行为学来解释，我们是一个七千人的社区，我们面临了一个共同的任务，有着共同的目标，面临着共同的生活困境，在基本的生存层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种状态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我们面临一个共同压力的时候，这个组织会特别团结，而当组织不再有压力的时候，组织内部结构的瓦解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消散。姚教授认为，疫情期间的共同经历、记忆会带来一部分社会资本的增长。“做个不太好的假设，如果再来一次临时的管控，那么先前的状态一定会迅速恢复。人们的共同经历，可能会增加彼此的社会资本。我们有过共同的抗疫经历，互助经历，会带来信任的增长。”姚教授说。他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体验，“我之前车子需要充电，就有邻居主动借我。我说我很真的很感谢你。他说，姚老师能帮上你，其实我们很高兴的。人因为帮助人而高兴，而不仅因为被帮助而感到高兴，这中间就是有一种社会资本的增长。”

而在封控过去后，邻里关系的松动与变化事实上留下了一种应急的机制。“我用机制这个词来概括，是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共鸣，作为机制，是随时可以被激活的。”姚教授说。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是公认的社区治理中的“三驾马车”，而在这三驾马车之外，姚教授认为，“邻居”可以成为一种应急机制，成为一种当三驾马车目标不尽一致时能修复“裂缝”、促进合意的存在。

这些概念未必能被普通居民所理解，但是在实践中，人们会逐渐感受到它的存在。艾秋记得，她原先所在的业主群，虽然也有对物业公司的吐槽，但整体保持一种“体面的距离感”。而现在，大家会更活跃地提出自己的诉求，“现在有一个能大家一起说话的平台，大家也会觉得，我是社区的一分子，我应该提出我的想法。”前段时间，她们小区便就小区居民钓鱼协会从小区湖里钓出来的鱼该不该放生，该往哪放生，怎么约束一事展开了一场活跃的讨论，最终，钓鱼协会的负责人出来约法三章，承诺不乱扔鱼、不钓小鱼苗，并邀请居民们监督。

“反正现在我家附近看不到死鱼了。”艾秋笑了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