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5:00，小提琴演奏家李伟纲被闹钟叫醒，先去医院拿前一晚做的核酸报告，再去天津高铁站，乘上午8:00的高铁到北京南站，然后打车去通州的一个录音棚。上午10:30，录制开始。

这是北京的7月，当日最高气温34℃。录音棚宽敞，有三个空调，但每次三个同开准会断电，只能开两个。为了模拟现场音乐会的正式感，李伟纲穿着一件不太薄的外套，汗水很快浸湿后背。每到录制间隙休息的几分钟，他总要跑到空调底下去凉快会儿。

过去近40年时间，李伟纲的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演出近3000场音乐会，录制过30多张唱片。但这次不是录唱片，是为上海夏季音乐节录一场线上音乐会。他的身份也不是上海四重奏第一小提琴，而是一位独奏家。

音乐会曲目包含维瓦尔第、莫扎特、勃拉姆斯、德彪西、拉威尔、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的作品，从古典到浪漫到现代，仿佛一幅记录小提琴音乐发展历程的画卷。

疫情下，这场音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从线下改到线上，录制地又从天津改到北京，但李伟纲从未想过放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大家都努力一下，就可以做到。”

以下访谈分两次，通过电话进行。一次是音乐会录制后的晚上，李伟纲在北京；另一次是两天后的一个午后，他在福州。

位于北京通州的录音室，李伟纲在这里完成了上海夏季音乐节独奏会的录制

第一次访谈
2022年7月21日晚

有的演奏，是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记者：今天的录制还满意吗？听说比预期多花了两个小时。

李伟纲：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今天也就这点本事了。因为总觉得下一次会拉得更好，所以有的曲子拉了两遍。我觉得音乐家如果整天对自己的音乐感到满足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进步了。

记者：录唱片和现场音乐会，演奏方法有何不同？

李伟纲：的确很不一样。因为现场演奏是“一锤子买卖”，好也是它，坏也是它，你得冒这个险。这次是为线上音乐会录音，我想尽量去还原现场感。其实比起录音，我更喜欢拉给现场观众听，我喜欢实时交流的感觉。

如果录唱片，想着听众可能会反复聆听，所以更要经得起推敲，但可能也因此会失去一些火花。这两者很难并存。当然，我们也有现场演出直接出唱片的。但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一场音乐会每首曲子都是你的最高水平，总是有落差的。

记者：拉独奏和拉四重奏相比，哪个更过瘾？

李伟纲：四重奏比较熟悉，我的老本行，拉了快40年了。独奏也拉得挺多，但压力会稍大一点，这次大约练了6个礼拜，录制前还在学校预演了一次，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做观众。

疫情之前，四重奏一年有100多场演出，我还在两个大学教课，完全没时间。现在回国，多了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算每年准备一两套独奏会曲目，平时也偶尔拉一些协奏曲。我们的新成员于翔，加入之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独奏家，也非常热爱四重奏。加盟之后，我也希望他的独奏生涯不要完全放弃，这对四重奏也有好处。

记者：您从茱莉亚学院毕业就开始在大学里任教了，但教书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摸清门道的呢？

李伟纲：我已经教了33年。可能是基因，因为父亲曾经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小提琴教师，我从小耳濡目染。而且我记得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跟朋友跟同学切磋，乐于分享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看到大家一起进步，会很开心。当然，教学经验是越积累越丰富。我女儿现在15岁，我觉得她以后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挺好的老师，因为她很有条理，她喜欢研究一件事要先怎么样，然后怎么样。

有一些演奏家一直成不了好老师，也许因为他自己才能太高了，来得太容易了，可能是跟了某个大师突然豁然开朗，没有像我们一样走过很多弯路。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再走这个弯路。但是，可能有些弯路，是不可避免，非走不可的。没走过，也就成长不了。

我们1985年去英国参加普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时，自己完全不知道我们达到了什么水平，总觉得自己还很差，结果我们拿了第二名。后来，评委中的一员成了我的老师，他说比赛时听我们拉琴，感觉这辈子从没听过比我们音准更准的四重奏。

那时候我们怎么练音准的呢？就是一个音一个音死对，一遍一遍对。但是一年半对下来，对耳朵的训练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这种苦行僧式的训练成就了我们。当时如果知道有捷径走，肯定不会去走这个弯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这样走过来。

1985年3月，上海四重奏在英国第三届朴次茅斯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获奖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记者：上海四重奏有过疲惫的时候吗？

李伟纲：其实早年碰到过。80年代末的时候，一连20场音乐会，曲目基本一样，拉了五六次以后，就觉得我已经熟到不用练琴也不用排练了。但上去拉了几次之后，就会有一种虽然很熟但是很乏味的感觉。

我其实在20多岁时就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你必须继续排练，继续寻找新的东西。哪怕每天晚上有一首曲子里有新东西，4个人去尝试，不然就成了“干活儿”了。

有的演奏，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包括茱莉亚四重奏的音乐会，包括第一次听马友友，都有一种触及灵魂的东西。不是说随便拉一下就有的，如果你自己不给到100%，听众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体验的。

记者：即使演奏了上百遍的作品，也可能在某一天获得质的突破吗？

李伟纲：你如果一直去寻找的话，突破可能会到来；如果不去寻找，可能一辈子也来不了。有时候需要机遇。

我觉得老师很重要，当然，影响你的人不一定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看的一本书，或者交的一个朋友，或者跟哪位老艺术家的一次交谈，或者听到的某个录音或看过的某部电影。到了一定程度，都是触类旁通的。

记者：古典音乐源于西方，作为中国人，你演奏的自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李伟纲：并不是说不是我们的音乐，我们就肯定比不过。我觉得这反而可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去学最好的，去理解它，最终呈现出世界一流的演奏，至少你要相信自己可以。

我们演贝多芬就要是贝多芬，比德国人还要纯正的贝多芬。我们演巴托克，匈牙利当地的音乐家也觉得你特别正统，就应该是他们的荣誉公民。你见过世界上最好的，而且你知道你自己可以达到，并且一次次被证实可以达到，就有了自信心。

记者：可能要真正看遍世界之后才能建立真实的自信，而不是虚假的自信。

李伟纲：虚假的自信不叫自信，那叫自负。

2021年11月，李伟纲与指挥家余隆和上海交响乐团排练现场 摄影：蔡磊磊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演奏者才能称之为艺术家呢？

李伟纲：拉小提琴，弹钢琴，工匠的成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件事太技术化。技巧必须要有，但不是全部，你的技巧要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然后你才可能悟出道来。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平衡，理智和情感，各占50%。

如果听一个演奏者，他很理智，很有逻辑，但他缺少那点灵气，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演奏不平衡，或者太冷。相反，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过分热情，但缺乏逻辑，拉两句出来很漂亮，但一晚上都这样，你也会觉得听得很累。真正的艺术家，两方面都要有，而且达成一种完美的平衡。

你必须声音非常漂亮，技术非常整齐，但这只是开始。你要掌握每首曲子的风格，比如拉莫扎特和拉贝多芬，完全是两种声音。从我拉第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到现在我可能拉了上百个了，才称得上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

拉中国作品又是另外一种声音，不同的中国作曲家也是不同的声音，比如盛宗亮的和周龙的就不应该一样。当然，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这建立在乐谱之上，如果你再了解这位作曲家，就会产生很多化学反应。

第二次访谈
2022年7月23日午后

古典音乐教育在中国，如何突破

记者：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上，年轻人的表现特别吸引眼球，比如“90后”指挥家孙一凡、“00后”指挥家金郁矿。但也有年轻人毕业后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李伟纲：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气馁。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艺术水准非常高，但是没有什么活干，没找到经纪人，乐团也没考上。不过，慢慢也找到了自己的路，也有大器晚成的。

身处低谷，转机说不定很快就会到来，有时候环境太好，可能过几年就会走下坡路。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所以我建议逆境中去更加努力地充实自己，等待机会的来临。不仅要把琴拉好，也要学会做人。

记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音乐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格？

李伟纲：首先，目光不能太短浅；其次，做事言而有信，答应别人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再有，艺术上要精益求精。

作为音乐家，还有一点很重要，茱莉亚一直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你不仅仅要能在台上演奏，还要有更大的责任，去传播音乐的力量。

记者：您女儿学琴吗？

李伟纲：我女儿从6岁开始学琴，现在快16岁了，最近一年没怎么学了，她更喜欢视觉艺术，喜欢画画，所以就让她在那个方向自由发展。

记者：好像不再是您小时候那样，因为出生在音乐世家，音乐就成了唯一的路。您当时有想过其他可能性吗？

李伟纲：那时候就觉得，父母的选择肯定是我唯一的选择，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做个医生或者做个工程师。

上世纪80年代初，李伟纲李宏刚兄弟俩和母亲陈慧尔在家中。

记者：您小时候父母好像管得很严，会有叛逆期吗？

李伟纲：我总是在找自己逆反的蛛丝马迹，但我好像真没有。我父母虽然很严厉，但很有方法，该表扬的时候表扬，我父亲觉得自己做错了，会当面给我和我哥道歉，一直在比较平等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那时候像这样的夏天，也没空调。男孩子嘛，就穿一个平角裤，拉琴拉得连地上都是汗水。冬天最冷的时候，上海也没暖气，穿再多，手指还是露在外面，就生冻疮，然后冻疮肿起来，烂掉了，裹着纱布，一个礼拜不用拉琴了，就挺得意的，可以去玩别的。

记者：不觉得苦吗？

李伟纲：不觉得，因为这是你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觉得，小时候如果太富裕、太优越、太随心所欲，长大了遇到困难就毫无准备。人的一生肯定要遇到坎坷，宁愿小时候多吃点苦，不要长大了倒过来。

能坚持下来，当然离不开一点点虚荣心。我5岁开始学琴，10岁到少年宫，就在几百人的大厅里公演，自己拉得还可以，就有一种自豪感，一种小小的优越感，所以就顺其自然，一直学下去了。

1979年6月，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在上海市府礼堂上课。15岁的李伟纲因最后一个登台拉琴，琴还没放下。

记者：您觉得目前中国古典音乐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李伟纲：跟我的中国学生见面，我一般都会问他，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方一般都会回答，我技术不够好。但光成为一个小提琴匠人，没太大意思，因为永远有人可以比你拉得快，比你拉得准。

之前中国的音乐教育花了太多时间培养童子功，最后基础打好了，左手技术已经世界超一流了，但可能右手还是穿开裆裤的水平。我可能有点夸张，但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小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强，如果从小给他们一种我们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的真正的音乐熏陶，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帮助。我觉得小孩子完全懂，完全没有必要等到他们上大学再去教他们。

李伟纲和青年钢琴家徐今朝，后者是天津茱莉亚首届钢琴室内乐专业硕士毕业生

记者：您希望如何去影响您的学生？

李伟纲：从我的学习经历来看，好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有一点比较幸运，碰到的老师都很好，而且他们出现的顺序也特别对。我们到美国碰到的第一位老师舒米尔·阿什肯纳齐(Shmuel Ashkenasi)，解决了我们技术上很多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小提琴家，现在80多岁了。后来我跟的老师是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是茱莉亚四重奏的创始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们对我的影响都很深，让我可以从更高的高度去看音乐、看艺术、看哲学，我也希望可以这样去影响我的学生们。

记者：2020年选择回国扎根，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吗？

李伟纲：回国的决定，是一系列的原因叠加。一个是我母亲那个时候生病，我觉得自己在国外这么多年，妈妈老了应该回来照顾她。然后正好天津茱莉亚创立，一直希望上海四重奏能回来，助力中国室内乐的发展，这也是我近20年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再加上疫情等其他原因，就让我们毅然回国了。

记者：回国两年了，回头去看，这个选择正确吗？

李伟纲：当然。其实2009年指挥家余隆来美国，就希望说服我们回国。那时候他刚接手上海交响乐团，希望我们回上海，提高上交的室内乐水准。当时他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上海四重奏在美国的确很牛，但在国外，有你没你都一样，但是你回到中国，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改变。我觉得很有道理，但当时觉得时机不成熟。

现在回来了，我觉得上海四重奏跟天津茱莉亚的理念很一致，大家可以携手，跟国内其他同仁一起，加速中国室内乐水平的提高。室内乐水平提高了，独奏和乐队的水平都会同步提升。

指挥家余隆与李伟纲 摄影：蔡磊磊

记者：这个过程还需多长时间？

李伟纲：要见效的话也挺快的，我觉得5年后就能看到一定的效果。你看韩国，国家很小，但他们起步比中国早，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很多家庭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数理化要学得好，艺术也要学得好。所以中国拥有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想象的基数庞大的琴童。

所以有一句话，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是真的。不是说其他国家不行了，而是说中国是一个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记者：还要做哪些努力？

李伟纲：比赛很重要，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比赛，但它就像催化剂，可以刺激年轻人去努力，虽然最终的目的不应该是比赛。

就像余隆过去20年在中国所做的，一直在规划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古典音乐的系统。比如全国各地都有了硬件非常好的音乐厅，那如何提升音乐会质量呢？如何培养观众进剧场听音乐会的习惯呢？

你看在欧洲，无论伦敦还是柏林，听音乐会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就跟看个电影一回事。在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3000个座位，名团可以连演3-4场，说明基本观众群是庞大的。现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几乎也是一票难求，我相信未来乐迷群体会还会不断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