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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漂亮”是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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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肖能 2022-07-30 10:18
摘要:人所能把握的,是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不能那么丑陋,那么狼狈,那么卑微,那么肮脏。

魏晋时期,是一个属于中国古代名士的时代。他们潇洒恣意,磊落洒脱,意气风发,成群结队地走上时代的舞台,把生命活成了诗。

《魏晋名士志》细数28位魏晋风流人物,品评他们的智慧、文才、性情,赋予“漂亮”以新的定义,从美学角度和精神价值审视这些人物,讲述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并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复杂性。

以下摘自书中内容。有删节。

《魏晋名士志》
肖能 著
学林出版社


自序:生命美感

本书所谈的,是从汉末迄于东晋近300年间的28位知名人物,他们分别为狂士、哲人、才子、谈客、显宦、贵戚、枭雄、高僧、隐者;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讲,似乎又可以统称为名士。

名士的集中出现,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突出现象。每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能够代表其特定精神风貌的人物类型,战国秦汉之际,便是游士的天下,他们雄辩滔滔,纵横捭阖,慷慨悲歌,意气风发。而魏晋时期,则是属于名士的时代。

何谓名士?

从字面上讲,即有声望的人、知名之士。不过在魏晋时代,名士的内涵要丰富且复杂得多,它当然包括声望,又绝不止于声望。大致来说,能被称为名士的人,在他身上,应该体现出一种精神的属性——“风流”。常言道,真名士自风流,“风流”乃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本质特征。“风流”,用直白的话来讲,就是美,就是漂亮。所以名士,也就是漂亮的人。

从“漂亮”来审视人物,乃魏晋时代精神开辟的一个新方向。因为它超越了对人物习以为常的实用评价和道德评价。也就是说,在魏晋,看人的眼光和以往乃至以后的时代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不把人的有用性或者德行作为衡量人物价值的主要标准。这个时代发掘出了评价人物的审美视角,视活生生的人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一个人美不美、漂不漂亮,比有没有用、有没有德,似乎要有意义得多。

当然,这里的“漂亮”,不是说颜值高就行,尽管名士群体中的美男子比比皆是。事实上,在魏晋名士中,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奇模怪样的并不少见。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王戎,西晋文士左思,东晋高僧支道林等,他们的外貌毫不起眼,然而均是公认的潇洒逸群的名士。

颜值,并不是魏晋人所理解的人格之美,活法才是。是的!漂亮其实是一种活法,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因应变化无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漂亮是人因应变化无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阮籍每每驾车至途穷的境地则恸哭不已,他体会到了无路可走的悲哀。但即使无路可走,名士们也坚持步履的从容、身姿的优雅和神色的恬然;哪怕最终颓然倒下,像嵇康,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仍要给世界留下一个美丽的、可供追怀的姿态。

漂亮,还来自生命诗意的洋溢。

对生命作道德的限定,或者作实用的加工,都会破坏生命应有的美感。名士们则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们有玄心,以超功利、越是非的立场徜徉于山水之中;他们有深情,毫无拘谨地把内心的感动倾泻无余;他们有智慧,用清谈等辩论活动来展示他们理性思索的广度和深度。他们还很率性,从心所欲,想到做到,而不考虑逾不逾矩。他们一般皆有良好的文艺修养,能文善乐,但他们的人生姿态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最好的作品。

漂亮,也是源自人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体认、维护。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是东晋名士殷浩回答枭雄桓温的名言。这句话也可看成是名士们的普遍所求。他们坚持个体的独特性,从个体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个体和世界的关系。虽然他们不一定皆能如愿,既会遇到外力的压迫和裹挟,也会受制于自身的个性和欲望,但他们从不失去对自己的钟爱。

名士们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有其历史的原因。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威胁人之生存的因素,如疾疫的流行、战争的频繁、权力的争夺等一起涌现,使他们普遍体会到生命的危浅、存在的短促和意义的消解。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心灵自然敏感而虑深,惶恐而累多。

如果还要坚持自我的价值,那么人所能把握的,就是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不能那么丑陋,不那么狼狈,不那么卑微,不那么肮脏,不那么难堪;就是要令整个人都能漂亮起来。这是人自己所能选择和坚守的。唯有漂亮,人身上才散发出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其存在方有光彩。

嵇康:龙性难驯

嵇康临刑前的情形,宛如一幅凄美的画卷:他神色不变,并没把生命的即将陨灭看成多大的事,回头望了望落日余晖,便要了把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终,后悔当初没把曲子教给袁准,如今曲子在他手上失传,竟成绝响。嵇康长得高大,风姿潇洒,用好友山涛的话来描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日影下弹琴的嵇康,其姿态一定格外优雅,令周围的人悲愤莫名。

嵇康抚琴,知音难寻

从某种意义上讲,嵇康的遇害,是他性格使然。嵇康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若说到嵇康的性格,这就要从嵇康的人生追求开始说起。

嵇康推崇的生活状态是“放”。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说:“近读老庄,重增其放。”“重增”两个字,说明嵇康本有的“放”的倾向被老庄思想所强化而自觉。不是老庄的流行使嵇康们意识到“放”的可贵,而是嵇康们“放”的本来倾向就在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共鸣,从而促成了老庄的更加流行。所以,《道德经》和《庄子》能成为魏晋时代名士阶层的必读书,是因为这两本书从思想上支持了名士们好“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无疑,悬置了是非、利害和善恶的率性式理想生命状态,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内才有最完整的、无限和纯粹的呈现。

嵇康恰在文艺上造诣极为精深。

他有音乐修养,既善于弹琴,同时对琴艺也有精当的理解。

他的《琴赋》以丰富、细致的感触描摹了抽象的音声,琴于嵇康而言,不仅仅用于表达情志,还与他热衷养生有关,能够导养神气,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

魏晋时代,书法大兴于世,善书的名士比比皆是,几成必备的技艺;嵇康自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书到唐代仍有流传,据藏有其作品的怀瓘在《书断》中说嵇康尤善于草书:“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提到了嵇康的画作。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嵇康的诗歌。如他著名的送兄长嵇喜从军的组诗,把他所向往的随性、洒脱、清新、超然、自在而又富于生机和情味的生活方式写得极其动人。

如果从艺术和审美的领域中退出来,从诗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中抽身,在俗世生活中,嵇康所能获得的他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虽在人境,却与热闹的俗世尽量疏远;或者说退出公共空间,把生命的全部放在私人空间中。即使生活清贫,也趣味盎然。因为,有子孙可以教养,有亲友可以谈心,有浊酒可饮,有瑶琴可弹。这样的生活,虽简单,但充满人情;虽清寂,但足够自在。人情则有味,自在则无累;既有味又无累,就是嵇康的所欲、所求。

即使是像这样与世无争、甘于淡泊的区区志愿,嵇康也无法实现,原因就在他的性格。

嵇康自我评价是“促中小心之性”,又说自己“促狭”,总之是容易激动的性格。嵇康具体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即性子刚直,厌恶一切丑陋的现象,说话轻率而直接,遇上看不过眼的事情就要发作。

如果嵇康平淡无奇也就罢了,可他的名望太高,使当政者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他的人品太峻洁,使当政者不免忌惮;他对于种种不堪之事的言论太犀利,使当政者有所不安。嵇康既不愿妥协、接受好友山涛的举荐接替其职务,又学不了阮籍的口不论人过,所以,盘旋在他头上的灾难便择时降临。至于罪名,总是好罗织的,即使没有,也可凭空生造。嵇康被牵连到好友吕安的一桩家庭纠纷中,一直暗中注视着嵇康举动的政治鹰犬觉察到该事件的利用价值,如愿以偿地把火引到了嵇康身上,安上为嵇康度身定制的罪名。

南朝刘宋的文学家颜延之有诗写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句写嵇康最好,他执拗地坚持自己高贵的天性,拒绝任何驯服。

阮籍:吟啸穷途

阮籍,是魏晋时代最大的名士,大到他的名字就成了一类人的象征,成了一种人生姿态、一种活法的符号。

如果要用一个情节来描绘阮籍的精神风貌,或许是这样的吧:一时兴起,拉起缰绳,驾着马车,一路狂奔,到了尽头,走不过去,仰天长啸,失声痛哭,掉头转回。这个情节极富于象征意义,阮籍对人生的认知是无路可走。

阮籍驾车,穷途之哭

为什么人生无路可走?

因为这个世界,在阮籍的眼中,早已被俗不可耐的庸人,狡诈奸险、工言善说、假模假样的虚伪之徒,还有成天板着面孔、规行矩步却一点趣味也没有的所谓正人君子给占满了。这些人把世界弄得乱糟糟、脏兮兮。在这样的世界中,哪里有干净、清新的出路可走呢?

那种端正不可方物、动辄以礼压制异己的名教中人,简直令阮籍望而生厌。

阮籍刻画过这类人的面貌: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颂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为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

司马氏有个心腹,叫何曾,是个典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洪生”。“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连对妻子都如此尽礼,何况是对他人!更何况是对违礼者!他曾经当着司马昭的面质问放荡不羁的阮籍:“你放纵情欲,违背礼制,是伤风败俗之人。”名教的锋刃,已然接近阮籍的脖子。司马昭赶紧打圆场,为阮籍缓颊。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还论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

人假正经也就罢了,最多敬鬼神而远之,如果遭逢虚伪狡诈之徒,那就令人不寒而栗。阮籍作过《猕猴赋》,为此类人画像:

“体多似而匪类,形乘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眒兮,似巧言而伪真。”

如大名鼎鼎的钟会,正是如猕猴般聪明而褊浅的人。钟会曾多次拿时事来问阮籍,想探明阮籍的政治态度,好为阮籍度身定制罪名。阮籍是个明白人,以醉酒避开与钟会的交谈。

其实,就算没有上述各色人等来烦心,这个世界本身也足够令人烦的了,因为几乎一切现成的生存方式,一切现成的活法实际上都短暂而易变,都没有终极的意义。

阮籍有诗,“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荣衰的转变是必然的,有繁华,就有憔悴。谁能自免于无常?

所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看似如金石一般坚硬的情谊,也有轻绝之时。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多财则多害。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追求声名可以图不朽吗?但是遮山蔽冈的丘墓告诉人们,在无限延续的时间面前,荣名的光芒是微弱的。

“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荣名没有价值,声色犬马又岂能带来真正的欢娱!

“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不要以为行为高洁就足以保全性命,它反而会伤害自己。

像以上所说的情、财、名、声色、高行等世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阮籍看来,都不值得去追求。即使不考虑生命的目的,单纯考虑生命的形式;不考虑生命的厚度,单纯考虑生命的长度,也没意义。阮籍说:“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人们都想延年益寿,都想活得更久一点,可是延年又如何呢!

阮籍是骄傲的,可是历史让他生活在一个庸人云集而天下又多故的时代,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以放达的姿态率意地超越庸俗,却有时不得不为保全自己和家族而低首下心,于是有了无路可走的苦闷和惶惑,只能在这乱世中放声吟啸。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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