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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殷夫是文友是战友,三林塘的那条大河是否还记得他们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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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郑 宪 2022-09-01 07:39
摘要:他是卓有才华的文学青年,也是抗敌救国的光荣烈士!他从上海浦东三林的余庆堂走向了更广阔的战场。

余庆,其意是先贤为后代遗留下的福泽。《易经•坤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堂,指高大的房子,群居之所。在清代(1776年前后),浦东三林西林街诞生了余庆堂——先贤以智慧、勤劳打造的高大的群居建筑。

那天,我随余庆堂一后人——77岁的王石明,寻其先祖居住的地方——三林镇西林街207弄。清代建筑的遗迹,仅存被现代屋宇包围的约两平方米的高门楼、褐灰的砖瓦雕刻。在其中间位置,镌有先祖家训“惟善为宝”四字。王石明长久伫立,泪湿眼眶:“此处是我家祖居地,又早已不是我们的居住地。”

家已非家,舍中几无王姓人。然而,曾有一段先烈奋斗史在此发生,故人故事,令人感怀。

腥风血雨后的坚忍

王石明的父亲是1913年出生的王联芳,母亲是1915年出生的陈金娟。他们年幼时,一个住三林塘西林街,一个住三林塘中林街。两街相连,相隔一里。王联芳成年后,家族按旧式招媳,指一同乡女子与之成婚。婚前几日,王联芳逃婚,并大声说出自己所爱:“我喜欢陈金娟,她也喜欢我。”青梅竹马,遂成秦晋之好。

王联芳的三哥王三川只比王联芳大两岁。小时候,兄弟俩一只大饼各分一半吃。王三川喜欢这个弟弟,也看重弟媳。王三川三林中学毕业后入同济,学技术,学德语,求真理。他是个“年轻的革命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同学兼挚友殷夫等在校组成“潮声社”,出版《潮声》刊物,并以他犀利之笔,为刊物写下发刊词。殷夫1929年8月5日所写的《寂寞的人》这首诗,就是他与王三川散步于上海一个公园时,两位青年一面走着,一面说起新友故交的事情,感怀之余,殷夫提笔抒发而成的。1931年,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殷夫在上海牺牲。王三川痛悼友人继续前行。他自己也两次遭国民党逮捕,并在1935年,以“危害国民罪”被判刑。西安事变后,他出狱,同年赴延安学习,后回浦东开展抗日工作。


殷夫(本报资料)

1938年一日,王三川回三林余庆堂,请弟弟“出三林,投身伟大的抗日运动”。王联芳 “一向唯三哥是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为方便浦东游击队在上海采购枪支弹药、运送抗战物资,需设一个重要联络点。这个点,最终设在上海市区西爱威斯路282号(现永嘉路282号)的“飞达车行”,车行老板即王联芳。这里成为许多抗日领导人来往的交通站,被后人誉为“浦东李向阳”的朱亚民,1941年在“飞达车行”驻留三个月,与王联芳、陈金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942年,经组织决定,王联芳随哥哥由浦东往浙东,打入余姚保安团,从事地下工作,并负责供给抗战根据地军需物资。王三川为根据地购买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


抗战时期王三川与王联芳在余姚做地下工作的地方

日伪余姚县县长劳乃心对王三川的活动渐生疑忌。就在抗战胜利前的至暗时刻,1945年5月1日,王三川自余姚县城乘船往临山途中,被劳乃心派人秘密杀害于太平桥。


王三川烈士牺牲地

王三川壮烈牺牲,年仅34岁。痛闻噩耗时,王联芳亦被敌伪软禁控制。残忍的敌人问:“谁送王三川最后一程?”

“我去。”挺身而出的是王三川弟媳陈金娟,其时她正身怀六甲。他们都在王三川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完成任务。

陈金娟见到的王三川浑身是血,双眼睁大,死不瞑目。陈金娟向当地百姓要了温水,将其身上血迹拭净,并附在他耳边说:“阿哥,你的仇,一定会给你报;你的儿女,我和联芳一定会将他们当作自己亲生儿女,好好抚养长大。你放心吧。”一遍遍讲,一下下撸他眼皮。终于,英烈舒眉瞑目。

王三川牺牲,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闻讯,当场顿足痛哭——英才骤逝,是我党地下工作一大损失。

上海解放前夕,两个杀害英烈的凶手被镇压;新中国成立后,另四名凶手,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笔批准,被执行枪决——告慰了英烈。

劫难过后再潜伏

1945年9月,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王联芳带两家八口人(其中有他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哥哥的遗孀及三个儿女)回到三林余庆堂祖居地。三个月前他的哥哥牺牲,一个月前,他的父亲王槐森惊闻噩耗,抑郁病亡。6月30日,王家迎来一个新生命:王石明在极度危难之际,向着险恶的生存环境大哭降生。

后来母亲陈金娟对王石明说:“这以后,你日日晚上止不住的哭声啊。”组织派人,将全家接到安全地陆家坞,他依然做噩梦般地哭闹(母亲说他是和牺牲的三伯父“心灵感应”)。直至9月,部队北撤,从浙江到金山,到松江,一叶小舟颠簸于江海。一路行,幸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扼浪而船不倾”。他们的目的地是苏北根据地。至松江,部队领导对王联芳说:“你们有五个小孩,一个还刚出生。后面的路程更艰难。”

“再苦我们也要北上。”

“风险太大了。你们就留在上海吧。”

“我们不怕危险。”

“这是命令。留下,养育好烈士子女。同时,在老家潜伏下来,建立交通联络点,也是组织需要。”

这一“命令”,改变了全家人命运。 部队“从牙缝里挤出50石米”,留给他们做生活上的保障。于是,他们回到浦东,随着几声狗吠,潜入三林老家。


王家的五个孩子

孰料,到三林后未几日,又有人报信:追杀你们的敌人正在来路上,从速转移。王联芳明白,祖屋难居,老家难寝。牺牲的三哥早就对他讲,如以革命为信仰,“你会一直奔波在险路上”。父亲的守灵日未满,三哥的家祭日很短,他们却必须离开,一家人隐蔽到了上海市区的石门一路。及至1946年3月,虹口的日本侨民大批回国,吴淞路一带空出一些街面房,王联芳向人借了钱,租下吴淞路316号,并在此开设“金玉童鞋店”,以经商名义,为我党人员往来苏北与上海、为筹措战略物资及活动经费,展开艰辛的地下工作。

王石明的“夜哭”,据母亲陈金娟回忆:“到了吴淞路,像狂浪变静水,终于消停了。”

艰困中的引航人

1949年8月8日,由当时的宁波市市长亲笔签字,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的一封公函,发到上海市民政局,证明王三川烈士的身份。并告知,烈士的妻子王友菊“家境贫寒,生活艰难”,特请上海“以优待烈属条例予以救济,并希帮助王友菊参加工作为荷”。

1949年,是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日子。王联芳和陈金娟接此函时,困境中的王友菊人已到外地工作,并在此前安排了一件“撕心裂肺的事”:将家中老三——第二个儿子王雪明,过继给了上海江阴路的张家。王友菊回复的短信充满苦涩:“在申(上海)时,本想看望你们,同时报告雪明已让我(这个)狠心的母亲,给张家作了继子。我也没有办法,硬着心肠做了此事。请你们谅解。”

那时两家都很艰困,陈金娟甚至“厚着脸”,向自己曾经的佣人一次次借钱,以养育英烈的后人。


陈金娟和烈士的儿子王希明

在艰辛度日的时光,王联芳从不向组织伸手。两家并一家,生活负担压力山大。在哥哥王三川牺牲前两个多月,他的小儿子呱呱坠地时竟顶着一头似雪的毛发,“雪明”称谓即出。而就在上海即将解放的日子,雪明却从王家入了张家。

1968年1月29日,王联芳意外收到一封陌生人李潮声的来信。信上言:他在前一时间,去看望了一位在杭州的领导,共同深情忆起一个人:王联芳。在21年前(1947年),“就是您,将我这个小青年送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由于我的疏忽,把您这样一位引航人日久淡忘了。在解放区时,您还赠我小博士笔一支。笔虽然不见了,脑子里的笔还在。依靠这支笔,我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期,得到很大提高。到解放区后,我从电台工作始,做到司令部的参谋。1963年转业后,到青浦练塘镇任镇党委书记……”

王石明说,当年,是他拿着这封信一字字读给父亲听的。父亲眼眶含有泪,却摇着头,“这个人,不记得了。送笔的事,想不起来。送过去的人,太多了。”黎明尚未到达的时刻,王联芳频繁往来上海与解放区,一次次地冒险,一次次地付出,那支小博士笔,是他付出的“一滴水”。

最幸福的是大家在一起

1973年元旦是王石明的结婚日。婚后回老家,是极为重要的事。那天,父亲带着新婚的儿子、儿媳,在三林镇上一路走,走到人民路桥上(现为长清路桥),用手指西面,说:“前面就是余庆堂,我们的老家。”话说完,扭头起脚离开。余庆堂,新婚夫妇就这样“遥望了一回”。

父亲近乡情怯心酸,想起种种往事。

后来知晓,王石明的曾祖父叫王福元,曾在三林塘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给后代挣下余庆堂一座三间带两厢的房屋。而这几间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王联芳将其转卖出手,用于抚养烈士后代、熬过生活难关,一部分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其中卖出的一间瓦房32平方米,出价580元;另外一间,600元卖出。


王石明夫妇回旧居,身后镌有“惟善为宝”家训的门楼

母亲陈金娟生前有份欠债单,几十笔,欠谁还谁,清清楚楚。还了钱就划去,打叉。数额小的5元,大的几十元,写满五大张纸。前后欠钱总数:1448.66元。这笔钱,曾经像山一样压迫着王家——不卖祖屋,何以还清?不卖祖屋,何以抚养这两大家子的人?

王石明小时候喜欢画画,羡慕有画板的孩子,却买不起画板。小时候鞋坏了,母亲给他3元钱,他从家里出来,步行很长一段路,走到武进路河南路口,乘上14路电车,到南京路第一百货公司,为的就是节省3分车钱。买一双最便宜的黑面胶鞋:2.8元。剩下的几分钱都要交还母亲。重压下的父亲,寡言,对自己的孩子一贯严厉,看到他贪玩不学习,在外打弹子玩脏手,二话不说,操起板子重罚;但对英烈的儿女,一律手下留情,善目慈眉。所以,王石明的堂姐王忆川总说:“爷叔对我最好,家里有肉第一个给我吃。我不要离开他。”堂哥王希明上学的书包里,陈金娟总偷偷塞进好吃的面包。王希明再将其取出,掰开面包和王石明一起分享。

有件事,王石明刻骨难忘。

上海解放初期,家中突然不见父亲的身影。米油盐醋告罄,家里没有一点经济收入。陈金娟守着这些孩子难以为继。

三个月后,父亲终于回家,他的手还高举一只竹篮:一整筐酸酸甜甜的杨梅啊——王联芳的“干部政治审查”圆满通过,结论:“对党忠诚,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那天,全家一起吃杨梅,放松欢笑,“那一刻,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全家都是党的人

王石明心中有个清晰的回忆画面:上海刚解放的一个白天,5岁的王石明和家里的孩子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他们吴淞路家的外面,惊动四邻。一个高大神气的解放军军官从车里利索跳下,后面跟着两个警卫员。很少看到父母亲这么高兴,他们和解放军军官握手,拍肩,互相激动地擦眼泪。白开水,就喝了两口;开心的话,说了好久。

父母亲后来说,这个解放军军官,就是当年打得小鬼子闻风丧胆的朱亚民叔叔啊。


朱亚民(本报资料)

全家上下高兴了好几天,孩子们自豪了许多天。

岁月如流。

英烈的两个儿女以后一直跟随王联芳、陈金娟到成人。其中的王希明,1960年入重庆解放军军校。临行时,他的旅行袋里,装满他最爱吃的松软面包——陈金娟怕他到部队会挨饿。


1966年儿子们回沪探望父母。后排右二王希明,右一王石明

王联芳和陈金娟,婚后颠簸清贫,始终相濡以沫。他们所养育的两家的五个儿女,以后都光荣入党,成为公安、部队、教育、企业中的领导和中坚——“全家都是党的人”。英烈的小儿子王雪明(也叫张顺明),虽自幼送人,但与他们依然骨肉情深。

王联芳1978年去世,享年66岁。陈金娟病故于1967年,年仅53岁。陈金娟病重时,在部队的王希明经向上级请示,终获特批,回家见了“亲爱的好伯伯(婶婶)”最后一面。

今日,在三林祖居地余庆堂,王石明抬头仰望清代遗下的大门,读门匾上“惟善为宝”四字。他说:“我们的父辈,是真正遵循了祖先的遗训,舍小家,为大家。”

这个大家,是国家。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王石明提供。题图为烈士王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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