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7点，在重新冲高的气温和暴躁的蝉鸣声中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位于绍兴路7号的器物店“介末”正式结束了在这里6年的经营。

这是一家普通的上海街头小店，主营中外手工艺人和设计师的手作器皿和小型艺术品。2016年创立至今，两层拥塞楼面里竟陆续办过十几场展览，售出过3000余件作品，就连海外同行也称赞“垂直领域当之无愧的KOL”。

上海小店，一直不是简单的“买卖”场所。这里贩售着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产品，又以其各具特色的美学理念，让人们感受生存“必要”之外的生活之美。它们如宝藏一般散落隐没在梧桐树的阴翳之中，构筑起独属于上海精细雅致的烟火气。

介末的经营者不讳言关闭老店是因为“疫情反复无常”“经营战略调整”。上海商用房租高企，网络对实体店造成冲击，疫情更让线下经营充满不确定性，一直有种声音不断高喊“上海小店将死”，为何还有人一直坚守？

夜幕低垂，店内灯火通明，工作人员在打包整理物品，不愿离去的顾客在门口拍照留念。大家没有过于感伤，介末位于武夷路上的新空间2020年已经开业，如今新一批展览正排队等候推出。

从小店到空间

“与其说是一家店，倒更像一个‘家’。”从事旅游策划工作多年的雷鸣2018年底经朋友介绍第一次来到介末老店。冬日夜早，他一推开门便被暖黄色的灯光所拥抱。5米挑高的空间，一楼四面是半敞的柜子，摆着各式碗盘、摆件与雕塑，还有两张椅面起皱的皮椅子。上二楼得换鞋，木门背后的书架塞满了书，间或点缀着小型雕塑。一盏小巧的铜质灯垂落，席地而坐看书正好，尽头还有一张半嵌在墙内的床——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店员们包装的地方。他拿起一个巴掌大小的陶土动物问店员卖吗，店员点头说“卖的”；他又抚了下那盏铜灯，店员说，“也卖”。

“乱而有序”中藏着各种“宝物”

绍兴路老店开业后不久，介末又在建国中路147号找了一处临街店铺，用混凝土挂板装饰墙面，进门处筑了一道水泥隔板。常有人斜在门口张望，犹豫着要不要进门。与许多人印象中“店铺就要把最弹眼落睛的商品摆在显眼处”不同，越来越多的上海小店第一眼让人觉得“不像一家店”。介末建国中路店隔壁的睿集设计，纯白色房间内放着一辆白色老爷车，许多人拍照打卡却不知门里究竟是干什么的；顺着绍兴路往下走的可见光玻璃艺术空间，许多初次造访者连门都不知怎么开。

海外社交媒体上，网友们介绍介末时往往用“Gallery”而非“boutique”，在欧美和日本类似的小店也往往被如此冠名。但翻译成“画廊”又过于隆重，介末在自我介绍时一般会用“空间”——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展览是这些“空间”最常见的用途之一。2019年初秋，雷鸣在周末午后去介末帮搬新家的朋友选礼物，遇上一场名为“远古之域”的展览。他的目光被散落的大大小小的动物雕塑吸引，赤红、赭褐的色泽上分布着粗粝斑驳的纹理，一如展览之名，散发着原始意味。

二阶堂明弘创作的“野猪”

雕塑的作者二阶堂明弘当时就在店内。他告诉雷鸣，圆头圆脑的是野猪，头上长角的是野鹿，因为自己在乡野生活，晚饭后散步常见这些动物，还有一种高高昂首的则是自己听到各种动物叫声时想象的“神兽”。

“通过展览，消费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工艺和想法的变化，感受到他们的经历和情感，这是单独一件产品或批量化的品牌商品无法激发的消费冲动。”当时雷鸣额外为自己买了一尊雕塑，与作者合影并请他签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看到照片很惊讶，“他在日本很有名！”

介末举办过数十场展览，疫情之前都会将作者从海内外请到店里与顾客交流。同样的案例在上海小店中还有很多：长乐路上以国内作者为主的器物店“常乐”，请来茶艺、金缮专业人士开讲座；已进驻各大商场的饰品品牌OOAK，曾在太原路租下整幢洋房，邀请设计师开设工坊，如今迁至巨鹿路，主题活动和展览依然不断……

从小店到空间的转型，在许多经营者眼中是商业理念的一次创新。去年冬天，武康路370号的家具品牌店梵几客厅每逢周末便排起长队，那是品牌利用空间优势与香水品牌Le Labo合作展览，类似的跨界展或艺术展店内举办过多次。“实体店与网店竞争的关键在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感受度。”在业内人士看来，消费者换家具频率有限，但吸引更多参观者感受品牌空间美学，“虽然未必立即变现，却能埋下消费的种子。”

“上海商业竞争激烈，与其不切实际地呼吁‘降低房租’或是鼓吹让消费者‘为情怀买单’，小店该做的是探索如何提升消费价值。”在许多小店经营者看来，消费不再是为商品本身买单，而是享受更多延伸的内容产品及服务，“从这个层面来说的确是一次消费升级。”

从街边到楼上

延安西路到武夷路口一转弯，就能看见一幢掩映在梧桐树间的三层小洋房。有人在楼下徘徊张望，一楼的保安大叔会隔着玻璃指向旁边一扇小门：“去三楼？按门铃！”

还要等大叔再三提醒，初次来访的人才会注意到门铃其实在门内，手要穿过铁栅栏才能按到。

步行至三楼，十几袋黄沙堆在门口。这场正在筹备的展览，展品将掩在沙中展出——这样的创意在过去狭小的商铺空间难以实现。

2020年11月，介末将原来建国中路临街商铺的展厅搬到了武夷路三层洋房的顶楼。从商铺看重“地段”的传统来说，这次搬迁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原先的店铺正好位于田子坊后门出口处，毗邻的瑞金医院让附近道路永远人潮涌动。如今的武夷路附近没有田子坊这样成熟的“网红打卡点”，路过时甚至无法知道楼上还藏着这样一处空间。

新的空间可以有新的创意

香港因为地价金贵，商铺纷纷搬到楼上，蔚为壮观的“楼上铺”成了当地街市一景。但此番介末“上楼”，租金倒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2020年疫情后不久，建国中路商铺的房东提出要涨租金。这让介末坚定了搬走的决心：因为空间不够、装修已久，许多创意无法实现，还几次三番出现渗水问题。在市场上几番淘筛，武夷路这处顶楼进入最后备选：租金相差无几，面积大了三倍。最重要的是空间布局与采光优渥，自成一景。至于不临街、客流量不大，“本来我们也靠不上街面上的流量。”

这些天前往介末绍兴路老店打卡的人，总有人跟店员缅怀起“文化一条街”的昔日光景。在街头小店蓬勃兴起的那些年，绍兴路27号的汉源书店因张国荣的喜爱而名噪一时，周边咖啡店、服装店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年轻人从这里出发，买书，喝咖啡，一路数着历史建筑步行至陕西南路，经过栉比鳞次的家居小店，再到永嘉花市带一捧鲜花回家。

然而上海小店格局早已变化。2017年底，汉源书店关张引来的唏嘘并未给绍兴路带来新的流量，介末一墙之隔的商铺曾开过一家书店，又换成一家茶室，如今灯火黯然。绍兴路尽头的陕西南路，一整排小店因商铺复杂的产权问题已悉数离散。原先建国中路店也并未得到来自田子坊的流量加持：精疲力竭的游客们忙着奔赴下一站，很难注意到这些藏在后门的小店。

建国中路上的客流，未必有空打量窗内的情景

上周末，在一家教育机构从事财务工作的秦威葳在网上看到武康路129号的SEPTIEME在举办以“烛火”为主题的展览，按地址找了几遍只看到大门紧闭。她尝试按了门铃才发现别有洞天：绿意青葱的小院里是两间曲径通幽的老房，明灭的烛火与设计师品牌服装相得益彰。

明明身处网红街区，小店为何选择“隐世”？一些小店经营者坦言，小店生存需要的不是“大流量”而是“有效流量”，过高的客流反而会影响那些愿意掏钱的消费者们参观购物的体验，“如今开店首选是街区环境好、空间可发挥的地方，以便营造出氛围感，让消费者买单之时还能在朋友圈发美照。”

介末7月8日发布将要关闭绍兴路店的消息后，顾客闻讯纷至沓来：7月9日午后气温冲上了37℃，店员们却一直忙到深夜，“接待了最多的客人”“老店被扫荡了”。7月17日一场暴雨，未能阻挡客人的步伐，“单日营收创了新高”。

一些小店经营者发现，实体小店需要一个鼓动大家出门的契机——可以是前所未有的折扣力度，可以是消费之外的文化活动，也可以是值得社交打卡的“氛围感”。有经营者这样记下感受：“你得把自己做成消费者的‘目标’。”

从偶像到同好

就在介末忙着老店搬迁清仓之时，余庆路上的有练studio正在举办日本玻璃艺术家大迫友纪的个人展览。在她手下，玻璃被切割出冰雪般剔透变幻的模样，一只杯子售价1500元左右。尽管价格不菲，但观众不少：观展限时，购买限量，就连参观资格也需抽签。

大迫友纪在国内首次系统性亮相就在介末开店后不久，即使后来在网上炒至上万元的“雨音杯”，当时也不过500元左右。即使如此细分的领域，市场依然火热：坊间一直有传说，某个中外手工艺人举办一场展览后，便换房换车。

竞争随之加剧。上海有小店工作人员联系曾在介末办过展览的日本手工艺人齐藤一，对方热情地说，“相关事宜您可以联系我的中文助理。”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一些海外艺廊也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开设起账号，还有人拉起微信群“直播展览”海淘展品，算上越洋运费仍比国内便宜。

齐藤一过去在上海的展陈

竞争同质化、成本高昂——这是几乎所有上海小店都面对的难题。“上海小店兴起大约在2000年后，那时商场没有那么多，网购也不发达。”曾女士2006年曾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服装店，“以前我们凌晨到七浦路批货，中午开门上新，卖的是速度和搭配。那时候也不担心价格，批发市场谁单卖给顾客啊？”然而情况在2010年后急转直下，曾女士清楚记得那是第二次“双十一”购物节，折扣力度空前，甚至推出整点“送汽车”。后来她先后搬过两次店，于2015年关张。如今，她甚至颇感庆幸：购物平台“以图搜图”功能一键就能找出同款，不光批发市场“一件起批”，就连生产厂家都跳到台前“直播带货”。

面对挑战，小店各有门道。原先华山路上一家知名器物店，退掉带院子的店铺，只在郊区租一处房子作为网店仓库。如今店铺微博粉丝不过2万多，老板却活跃成粉丝超200万的“大V”。这家店依然在办展，每次临时租场地，三天内卖空——除了老板的号召力，选人时也更偏重作者的“网红”属性。

对于斋藤秀雄这样的新作者，店员需不断介绍创新的工艺和艺术特色

介末武夷路新空间开张后，举办过九场器物展和一场画展，绝大多数参展者是首次在国内亮相：木器作者斋藤秀雄30岁后才从音乐转行，“95后”畑中咲辉是个休学的年轻人；作品也从实用性强的碗、盘、杯转向弱化功能的花器、摆件和雕塑。“器物消费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艺术性更强的物品，店开到一定程度就有发掘新人、引导用户的责任。”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介绍这些新人作品的工艺特色和艺术价值，甚至为初出茅庐者留了近半年的展期，但也坦言“多数作品是设计机构收藏，普通消费者还需要接受的时间。”

雷鸣记得自己大学时代一项职业调查，“开家小店”是不少人的选择。刚工作时他跑小店做上海游策划，不少小店老板的故事让他心驰神往：“一串项链2000多元，说是尼泊尔游历时带回的。”后来网购发达，雷鸣发现其实是义乌生产的。“编故事在营销领域很常见，但有生命力的小店一定真有故事。”

夜幕降临，介末的打包整理速度仍然慢条斯理，店员每收起一件“非卖品”，会先擦去浮尘，再端详一下，交谈几句当年展览的场景。

DT财经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报告》显示，“开店”依然是如今年轻人理想工作的首选。许多小店经营者也坦言，如今开一家小店未必能赚很多钱，更多是期望聚集一帮同好交流互动。有小店经营者说，“我不确定自己的小店能开多久，但我相信上海永远都有美好的小店，成为这座城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