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7月1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他是一位科学家，是第一位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国核物理学家，曾与谢希德等科学家，提出“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提案，为“上海光源”的故事写下了“序言”。

他是一位教育家，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是第一位担任外国知名大学校长的中国公民；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也是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第一人。

【对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者予以重奖，这在科学院系统尚属首次】

杨福家的人生以1991年为界分成两段：1991年之前，主要精力在搞科研上；1991年之后，主要做教育工作。杨福家曾经说过，这两个工作都喜欢，“我的人生哲学是追求卓越，要么不做事，要么就把事情做到最好。”

1958年，杨福家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4岁时就被任命为副系主任，随后又被派往丹麦的玻尔实验室进修。由他领导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1979年10月，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加速器实验室改建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能量从三兆电子伏特增加到四兆电子伏特，成为国内同类加速器中能量最高的一台，填补了国家实验能区的一段空白。此前，在第四届国际离子束分析会议上，时任物理二系系主任的杨福家，就这项研究作了报告。报告一结束，一些国家的代表就走向前，表示热烈祝贺。加拿大著名科学家戴维斯对杨福家说：“四年前，贵国同行对这项研究只表示感兴趣。想不到四年后的今天，你们不但拿出了研究成果，而且有相当的水平。”

1988年3月，我国首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方渡飞、顾牡、邹亚明，在复旦大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他们的导师正是杨福家。

1988年6月，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出了一件新鲜事，该研究所的两家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宣布，凡是在科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者，公司将对他们予以1万元的重奖。这在科学院系统尚属第一次。这一决定，正是在新任所长杨福家提出所内科研要“破零纪录”的任期目标不久后宣布的，受到了科技人员的欢迎。

1989年，国内科学界出现了一部分教授（即高级研究人员）经商的现象，社会舆论褒贬不一。当年，时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的杨福家对美国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访问和考察。这种现象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地区和麻省128号公路旁最为普遍。而教授办公司赢利后支持基础研究，是这一“美国现象”的又一特征。在杨福家看来， “美国现象”是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各国形成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经之路。我国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正在成为实业家，研究所创办一批高技术公司，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不务正业”，而是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客观要求。

“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1992年11月，时任中科院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杨福家，当选为上海市科协主席。杨福家的“施政纲领”主要有三：要在创立高科技产业上发挥作用。英国剑桥大学周围由教授们创建的500家公司，对英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被人誉之为“剑桥奇迹”。美国硅谷、128公路科技产业区等，是美国经济的明珠，被赞为“美国现象”。上海科协应该为推进这一奇迹在上海的出现发挥重要作用；要让公众理解科技。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科普都是科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发挥科技的综合力量。上海科协是智力密集区，是各领域科技智力的交叉地，在这方面可发挥非常积极和独特的作用。

【“领导就是服务，为复旦人服务，是我的职责”】

1993年2月，杨福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在就职仪式上说：“我准备以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给孕育我成长的复旦大学。领导就是服务，为复旦人服务，是我的职责。”

“一流的教授应当站在基础教学的第一线。”在他看来，复旦应当以一流的教学、一流的教材，培养一流的人才。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必须实行淘汰制；复旦应当有一流的科学研究。最高质量的教学，只有在浓厚的研究环境中才能进行。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应保持一支稳定的、能拿国际金牌的基础研究队伍；复旦还应当有一流的高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成功的高技术产业，都是与高等学校息息相关的。

杨福家曾说过：“我一生的心愿，就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建设一个熔炉，让年轻人在这里锻炼、发光、成才。”这位复旦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给青年人创造机会。100多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成为“21世纪学会”的首批成员；一批优秀中青年骨干和教师在高级职称“擂台”评审中脱颖而出；复旦大学李政道物理学综合实验室宣告成立，14名来自国内外的年轻博士成为首批特邀研究员……

复旦大学实行全方位开放办学，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创办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成立了上海高校首家政府和企事业的思想库、智囊团——复旦发展研究院；积极参与市政府决策咨询、浦东新区开发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1995年9月8日，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有一项特别安排：杨福家向与会的200多名领导干部，讲解有关信息高速公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基因治疗、同步辐射光源等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

时隔一个多月，复旦提出了“顶天立地”的科技目标：基础研究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到国际上争金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则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特别要立足上海，为上海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大工程作出高水平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贡献。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同时出台一些新举措：每年至少拿出300万元支持科研工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要实行分类管理原则，学校将专门建立开发研究人员晋升职称的评审小组；设立复旦大学科技奖励基金，对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重奖。

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对本科教学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从办学理念上，强调通才教育。第二，提出加强学风考风建设，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第三，提出要搞学分制。

1993年底，复旦大学邀请了100多位教授专家开展了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通才”教育到底怎么实施？最后达成共识，把教学的重心从单纯地传授知识转向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掌握丰富的科学信息，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当时，物理学系倪光炯教授和王炎森教授开设的“改变世界的物理学”，成为复旦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原来的物理课是按照传统的力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来开设，后改用20世纪物理上的新发现和新成就来统率物理这门课程，受到学生欢迎。

杨福家后来还在《关于知识经济》一文中提到：“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就必须把素质教育与通才教育放在学生培养首位。否则，我们的学生就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我们不赞同在很狭窄的范围来培养学生，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至于加强学风考风建设，则是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复旦毕业生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递交申请书时，伪造了一位教授的推荐信。这件事被揭露后，每年复旦大学都会接到不少外国大学要求核实学生推荐信和成绩单的信件。“复旦要创立一流大学，如果还有学生在作弊，这算是什么学风？所以我要把这件事作为大事来抓。”杨福家说。1993年，就有30多名学生因为作弊被勒令退学，其中有一名学生还来自杨福家的母校格致中学，他也毫不留情按规定要求他退学。就这样，一下子把作弊的风气给止住了。

【“一流大学不仅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有大爱”】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杨福家认为，一流大学不仅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有大爱，要为潜心钻研基础科学的科研人员创造一方天地。杨福家曾经多次讲过几个故事：解决360年数学之谜费马大定理的科学家怀尔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这位教授9年没出一篇论文，但学校没有给他压力。9年后，他一举摘取数学家的“王冠”——菲尔兹奖；同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获奖前的30年里，他忍受着精神疾病的困扰和折磨，是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巨大的关爱。

在杨福家看来，一座城市有不同类型的大学，它们组成了一支交响乐队，钢琴、大提琴、小提琴……各司其职，组成美妙的音乐。大学没有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功能之分。杨福家曾应邀参加美国大学校长会议，一位校长的话令他深思——“如果每所大学办得都像哈佛一样，那美国的社会就会崩溃”。大学不一定要办得“大而全”，每一所大学都要认准自己的培养目标，办出自己的特色，在“乐队”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一流大学该什么样？抛开数据和指标，杨福家非常认同吴健雄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什么叫一流大学？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此外，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是否会得出“这所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个结论。

杨福家曾经说过，人和人的不同，并不在于分数高低，而在于心中的“火种”。如果找到了孩子心里的火种，并把它点燃了，不一定非要让孩子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他的人生也会活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