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日子。宋庆龄，这位上海女儿，与香港也有着不解之缘。1938年6月，她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全力支持抗日战争。回顾这段岁月，宋庆龄人生中的这个“双城故事”，既是她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见证了战火洗礼中两座城市的不屈与光华。

从上海到香港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诞生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父亲宋耀如祖籍文昌，早年曾随养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母亲倪珪贞的母族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他们世代居住在徐家汇，是“沪西望族”，后因太平天国战乱，避居到了川沙。

宋庆龄出生前几年，父母就将家迁往倪家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桥一带（今东余杭路）的住所。宋庆龄是否出生在那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这里是她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女孩子，她在父母开明的管教和宽厚的包容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1902年，她被送到现在沐恩堂附近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接受教育。1907年，她通过考试，与另外3名女学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赴美求学。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伉俪。居无定所的革命生涯里，上海，可能是他们唯一浪漫温存的家的所在。在莫利爱路寓所，孙中山曾多次会见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也在这里酝酿诞生。作为先生的助手和伴侣，宋庆龄掌管着中山先生所有的密文电码，负责很多往来信函的起草收读。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远赴欧洲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1931年，母亲倪珪贞不幸离世，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在这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团结力量抵制日寇入侵。她凭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卓有成效地为推动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登上了开往香港的邮船。

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对香港并不陌生。在与孙先生相伴的岁月里，他们曾多次取道此处往来南北。抵达香港后不久，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干德道11号2A寓所，宣布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公开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保盟的宗旨和任务是：向国际国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募集医药与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进行国际宣传。

宋庆龄亲自担任保盟主席，她以政治家宏大的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参加或是支持保盟。他们中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后来担任印度总理的贾·尼赫鲁，有名满中外的美国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还有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国内，军界的冯玉祥、外交界的颜惠庆、政界的孙科以及宋庆龄的亲弟弟、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等人受邀作为保盟发起人，并一致推举宋子文担任保盟的会长。在香港，保盟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团结了一大批不取分文报酬的志愿工作者。

1939年春，保盟的办公地点搬到了西摩道2号。他们在这里出版了双周刊《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世界宣传真实中国的战况，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他们在这里会见了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代表，为抗战军民募集、输送医药和救济物资；他们还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

1941年，宋庆龄在香港推行了“一碗饭运动”，募得港币22144元，法币615元。她将募得款项凑足了港币25000元，全部捐给“工合”，为内地的难民同胞送去了他们最需要的“一碗饭”。同年11月,为了纪念中国“工合”成立3周年，中国“工合”香港促进会在港举办了嘉年华会，以购物游艺会为主，穿插许多精彩的表演。参展的国货厂家有30余个，中国“工合”也将自己的百余种产品带到了展会现场。香港居民救国救难的热情使得活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据《星岛日报》报道，当时“赴会者逾百万人，盛况空前”。人们评论“孙夫人的影响力随处可见”。

宋庆龄为什么会选择香港作为保盟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保盟的中央委员之一爱泼斯坦回忆，当时日寇攻占了沿海城市形成封锁，隔断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国民党又对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实行了物资封锁和新闻封锁，使得内外资讯的传递被阻断。香港是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经与延安的中共中央，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商议后，宋庆龄决定选择香港作为保盟总部的所在地，以突破这种封锁。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被迫离开了战斗着的香港。

（作者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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