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太幸运！感谢李姐、感谢我父亲，更感谢中山医院肝移植团队！”5月12日下午，是小赵做完肝移植手术出院后第一次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外科门诊随访，而就在一个多月前，28岁的他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小赵2013年因厌油腻就诊外院诊断为乙肝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给予抗病毒治疗。今年1月，随访中发现甲胎蛋白升高，核磁共振提示肝右叶占位（2.5厘米），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他慕名来到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周俭教授的门诊。由于小赵伴有严重肝硬化并有反复的上消化道出血史，周俭教授建议他行肝移植治疗。考虑到供体等待时间及费用等因素，小赵及家人选择亲属活体供肝，经过检查评估，小赵的父亲符合作为供体的条件。

但有一个难题摆在面前：身高178厘米的小赵体重有250斤，属于超重人群，需要的供肝体积要大于常人，即使父亲捐献体积较大的右半肝，也不能满足生理要求。

小赵的母亲和几位伯伯叔叔也均表示愿意捐献肝脏，可惜他们与小赵血型不相容，只能作罢。小赵不得不重新选择并决定接受“心脑死亡”捐献的肝脏，在国家“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登记等待供肝分配。

雪上加霜的事发生了，3月7日小赵再次出现消化道出血，生命危在旦夕。由于肝脏供体的紧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匹配的供肝谈何容易！

面对困境，周俭教授想到了双供体的思路。小赵父亲献出一大半的右叶肝脏还不够，若再有一个小一点的肝脏不就可以救小赵了？但是那小一点的肝脏谁能够捐献呢？而小赵的病情又不能等待太长时间。

幸运之神眷顾了小赵。患有肝尾叶局灶结节增生的李女士同期正好就诊肝外科，周俭教授发现她的肿瘤样增生结节横跨肝脏的左右尾叶，同时挤压肝左、中、右静脉和门静脉，经评估及讨论，手术需要切除肝脏左叶才能安全地“虎口拔牙”，将增生的结节切除。

在手术团队的详细“科普”下，李女士及其家属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将其术中产生的废弃肝左叶用于小赵的肝移植手术。“这对我并不造成任何影响，但却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我非常愿意！”李女士表示。

经过仔细周密的讨论筹备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许可后，3月18日，3台手术先后在肝外科手术室展开。周俭教授及其团队首先为李女士行左半肝切除+肝尾叶增生结节切除术，随后进行小赵父亲的右半肝供体获取术，在两个供肝分别经修整并确认可用后，小赵的手术才开始。小赵接受了其父亲的右半供肝（570克）和李女士废弃的左叶肝（370克），双供肝共重940 克，足够满足250斤体重的“大胖子”小赵对供肝的需求。

中科院院士、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利用指挥部署新冠疫情医院重要防控任务的间隙，在长达15个小时的肝移植手术过程中，多次莅临手术室亲自指导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注意事项。

尽管此次手术有许多既往没有遇到的难点及风险，手术团队“过五关、斩六将”一个个都克服了；缪长虹主任率领的麻醉科、王婷副主任带领的重症监护室以及王春灵副主任带领的手术护理团队为术中和术后的安全度过保驾护航，为3台手术的成功提供了保证。

“我们检索了文献，中山医院此次完成的 ‘亲属肝’加‘废弃肝’双供肝肝移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亲属肝’联合‘废弃肝’作为供体能保证受体获得充分的供肝，大幅提高活体供肝肝移植受体的安全性，同时对于废弃肝捐献者也不会增加额外费用和手术风险。”周俭教授介绍说，李女士术后六天就顺利出院，小赵父亲也很快恢复并顺利出院了。

樊嘉表示，由于我国移植供体严重短缺，每年有大量病人因无法得到供体而失去生命。利用因为良性病变而行手术切除的废弃肝脏作为供体实施肝移植术，创新地开辟了新的肝脏供体来源，有望造福更多的终末期肝病患者。

据悉，自上海发生本轮新冠疫情以来，中山医院始终坚持疫情防控和治病救人两不误。3月至今，中山医院门急诊坚持始终开放，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和危重孕产妇的救治；住院手术不停摆，已完成40余台心、肝、肾的器官移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