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通过电话，苏州市广济医院精神科医生张军还是能感受到对方的紧张情绪：说话磕磕巴巴、声音有些颤抖、呼吸也明显加快。这种紧张感从对方描述的情况也可窥出一二：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抗疫工作，进舱工作后时常感到坐立不安，并且出现了入睡困难，有一晚甚至整夜未眠。“这是一种典型的焦虑状态。”张军心里有了一个判断。

这时，面对面的心理咨询效果最好。事实上，张军和对方的物理距离也不远，他们都是江苏省援沪医疗队方舱队的医护人员，在同一个方舱工作，同一个酒店休息。但是根据驻地酒店管理要求，所有医护人员从方舱医院回到酒店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不能见面。张军只能通过电话，对这位没见过面的战友进行了多次心理疏导，逐渐纠正对方的认知，并将其从负面情绪中拉扯出来。

4月初，来自苏州市广济医院的6位精神科医生跟随江苏省援沪医疗队进驻上海浦东的临港方舱医院。在工作中，他们发现方舱医院实现“快进快出”后，病人大多情绪稳定，相比之下，在压力之下长期作战的医护人员反而更容易出现紧张、焦虑、恐慌情绪，不少医护人员陷入失眠、身心疲惫的困境。

救人者须先自救。

部分队员出现睡眠问题

刚进方舱时，江苏援助医疗队心理专家组成员、苏州市广济医院副主任医师盖海军发现一位同事的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心神不宁、神态紧张、坐立不安，时不时起来走动，甚至没法专心工作。职业的敏感让盖海军警觉起来，询问后对方直言不讳：“我感觉不舒服、心慌胸闷。”盖海军判断对方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焦虑的情绪中。

此时，上海疫情仍处在高位，盖海军工作的上海临港方舱医院刚刚开舱，拥有一万多张床位。这个方舱医院由物流仓库改造而成，设施还不够完善，但根据要求，要在2天时间内收齐患者，还要进行数据录入，分类安排床位，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高强度的工作、陌生的环境，让很多医护人员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心理状态中。“我很害怕无法完成工作。”有援沪医疗队队员告诉记者，她报名第一批进舱，但是就在开舱前两天的深夜3点多，她被眼睛的一阵剧疼给疼醒，回想起来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失眠，白天又一直在工作没有休息导致的，但此时她并不太担心眼睛，而是更担心因为眼睛疼而无法准时完成任务。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很多医护人员认为如果因为自己导致整个团队被拖后腿，会被别人看不起，因此产生强烈的“耻感”。

根据盖海军的观察，这种紧张情绪一般大约持续两三天，随着大家逐渐适应工作和环境，紧张情绪会得到缓解。但此时，另一个更严峻的失眠问题又横亘在不少医护人员面前。

失眠问题的出现更多是因为生物钟被打乱。方舱内采取翻班工作制，一天24小时被分成6班，每4小时一班，如果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凌晨0-4点，第二天的工作时间就顺延为4-8点，以此类推，不停地翻班让队员的睡眠节律处于紊乱状态。另一方面，苏州医疗队虽然工作在临港，入驻的酒店却分别位于张江和静安寺等地，来回路上需要4个小时，相当于缩短了队员的休息时间。

“部分队员出现入睡困难，且睡眠质量不高。”苏州市立医院工会副主席梅艳这样说。

盖海军的专长就是研究睡眠障碍，针对苏州医疗队的心理保障问题，他还专门做过关于睡眠困难的讲座。但这些都没有挡住他的失眠问题。“我平时不失眠，但在方舱里有段时间我也不得不依靠助眠药物才能睡着。”盖海军坦言，值夜班加上来回奔波就是一夜不睡，即使白天补觉也最多只能睡着4、5个小时，这直接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

翻过睡眠问题的大山，医护人员还要面对社交隔离带来的应激反应。有队员告诉记者，方舱内的工作生活两点一线，要么在方舱忙碌工作，要么回酒店自己房间，有时候觉得似乎有点脱离社会，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几号，是星期几”。不少医护人员在工作时还无法顾及情绪问题，但当他们脱下防护服，回到驻地，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此时一种孤独感很容易弥漫开来。

时间一长，队员们还要面对长期作战带来的疲劳感。一个深夜，方舱内一组家庭出了状况，孩子不停地哭闹，孩子的母亲也显得急躁和情绪不稳定，一边急切地提出需要解决其居住环境的诉求，一边发泄着不满。“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能帮的肯定帮，您有什么委屈就发泄到我的身上没关系。”盖海军安慰着这位女士，并为这家人安排了舱内一个相对安静的床位。他能体谅，在方舱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下，这位带着孩子的女士应该是因为身心疲惫而出现如此大的情绪波动。但反过来，这种情绪也很容易影响到医护人员。

“不理解、受委屈是经常的事情。”说到这里，盖海军的语气不自觉地低沉下去。

不愿打开摄像头的医务人员

对于苏州的医护人员来说，与疫情正面作战的起始时间并不是从支援上海开始算起。今年2月份，苏州就经受过一波疫情，一些医护人员已经在苏州多次参加支援行动，经历了长期的闭环管理。有的医护人员就是在与疫情连续缠斗了二十多天后，又继续加入苏州方舱的战斗中。

在苏州方舱开舱后不久，苏州市立医院工会副主席梅艳接到方舱内的电话，需要工会提供一部分心理支援，苏州市广济医院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吴正言团队正是在梅艳的邀请下，为方舱医务人员开展远程团体心理辅导。

4月下旬，远程团体心理辅导正式启动，但第一节课的上课情况出乎意料。大约十名参与者已经接入网络会议平台，但是当苏州市心理健康协会心理咨询师徐诗琪一再邀请参与者打开摄像头时，只有两位成员愿意打开摄像头。

“对他们不开摄像头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没有想到我一再邀请，他们就是不愿意打开。”徐诗琪是个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这样的情况也令她感觉棘手。是否打开摄像头，意味着参与者参与度和投入度，如果没有这份投入感，接下来的课程就没法有效进行。

看着齐刷刷的微信头像，吴正言感受到了参与者的阻抗情绪，他甚至预估可能上完这一节课就要草草结束整个培训。“我不得不承认，一线防控人员的心理工作确实不太好做。”吴正言事后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这些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已经很大了，不愿意再挤出休息时间参加心理辅导；二是这些医务人员就对心理培训不陌生，有人甚至觉得“不就是这些东西吗？陈词滥调、心灵鸡汤而已”；三是他们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病耻感，觉得只有脆弱的人才需要心理辅导，同时不想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

不想暴露隐私，可能是很多医护人员的普遍想法。按照课程流程，徐诗琪邀请参与者评估一下自己目前的身心状态，并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下参加这个活动想要获得的效果和期待，通过这两个问题，徐诗琪希望能了解参与者目前的心理困扰。但是她收到的多是一些泛泛的回答，例如“感觉工作压力大”“想要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再往下问，对方又不太愿意说了。

为此，徐诗琪改变了课程的设置。以往，她需要大约1/3的时间让参与者讨论互动，在之后的课程中，她将讨论互动的时间缩短至1/4，将更多的时间用来教授正念的练习方法和技巧，以帮助他们专注当下，改善情绪。“我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安全感，哪怕是关着摄像头听，如果觉得哪个部分对他们有帮助，能从中获得一点点用处，也是不错的。”徐诗琪说。

经过两周的培训，效果逐渐开始出现。有的参与者愿意打开自己，谈谈最近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扰。有的参与者告诉徐诗琪，以前只用网络会议平台开会，第一次觉得这个开会工具也能带来连接感。还有的参与者则通过正念训练缓解了睡眠障碍。“正念训练的副作用是让人产生困倦感，有的人跟我说，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副作用。”梅艳说。

因为自己的老公也是身处闭环管理的工作人员，梅艳觉得自己更能体会在方舱工作的同事们的心情。有的医务人员说要用自家的枕头才能睡得着，梅艳就安排每周五给同事送去家里的物资，让他们在方舱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此同时，工会还安排大家开展网上读书会、线上运动、线上社群等活动，作为心理支持。“大家一起在网上跳刘畊宏，感觉很解压。”

远程团体心理辅导仍在继续，让徐诗琪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2/3参与者愿意打开摄像头。

更多的好消息传来：5月7日苏州方舱正式关舱；5月10日起，因为临港方舱“缩舱”，江苏省援沪医疗队方舱队已转战其他定点医院；5月11日，上海已有8个区和浦东部分街镇社会面基本清零……看起来，大家共沐阳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