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刘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高级工程师，退役军人

我在方舱医院做了14天志愿者，每天都和患者直接打交道，一开始也有过对病毒的担心，后来学会了科学防护，也体会了感念生活。

4月5日，我看到一则“退役军人抗疫志愿者招募令”，就报了名。7日出发，我们迅速奔赴指定地点，进行清洁消杀。后来得知，我们是松江区第一支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当晚，就接收了第一批患者。不到半天时间，我们已身处方舱。

当时，我的妻子单独被封控在了另一个小区。家里，两个上三年级的双胞胎儿子，正是淘气的年龄，带他们的只有我70岁的母亲，老人来自农村，也不会手机“抢菜”。说一点都不担心他们，是不可能的。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当晚，需要对患者进行信息登记，年长的“老班长”高星星不等大家反应就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这一去就是6个多小时，一直忙到天将亮。队友们牵挂着“老班长”，孙星星准备了泡面，“开心果”戴博文唱起了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班长还是那个班长……”欢声笑语中，大伙儿像回到了军营，也更加坚定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不到3天，方舱就接收了近500名患者。一日三餐、药物和用品发放、垃圾回收、物资搬运都少不了我们这支小分队。

我们和患者接触最多，刚开始对于看不见的奥密克戎也有过担心。但当年在部队的历练，给予了我勇气。2010年的夏天，甘肃舟曲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当时，我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参军刚半年，部队正好在附近集训，我们先是坐车，后来路断了，再徒步奔袭了七八公里，成为第一支到达受灾现场的部队。我记得，有栋楼房被泥石流冲击得倾斜了，我和战友在这幢随时可能会倒下的危楼里执行任务，大概待了3小时，到后来脑子里都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我也一直记得，当时有一家很小的粥铺，为过往的行人提供免费的米粥。还有很多老乡，在我们撤离的时候，执意要把苹果和自家酿的米酒送给我们。

像一名军人去战斗！我们在队长陶吉伟带领下不定期开起了“班务会”，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比如，连续工作时长太久，防护服穿着太热，且容易被污染，组长董国珍提出“分班战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智多星”赵旭为每间病房设立了寝室长，通过他们及时了解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大家每天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搬运分发物资。

第一个星期，物资比较紧张。就拿防护服来说，第一批是中号，我属于比较高大的身材，好不容易才挤进去。第二批来的防护服是大号，个子中等的人穿了就训练自己尽快适应。一开始没有镜子，防护服是否穿妥帖了，自己看不到，我们就互相检查。

起初，我们没有手推车，送餐时捧着一大摞饭盒来回走。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在进行体能训练。

这里有两栋楼，一栋是原来的招待所，有独立的卫生间，我们特地分配给了老人、孕妇和孩子住。另一栋是一层楼一个洗手间，也没法洗澡，好在第二个星期运来了一些临时淋浴间，解了燃眉之急。

硬件在逐步改善，患者的心情也有一个“从多云转晴”的过程。他们刚来时，总是不停地去刷核酸检测结果，刷不出来时难免长吁短叹。渐渐地，他们也不刷了，大家一起跳跳广场舞，或商量着解封之后去哪里玩。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送早饭。工作间隙，看见一些总是愁眉不展的患者，我们会说些宽慰的话。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服，但希望能尽可能传递一些温暖和善意。有间病房大家都喜欢运动，第一批十来个人的出院名单里，他们就有四五人。我们经常拿这件事鼓励患者，运动一下，对于改善心情也是好的。

在方舱的14天日复一日连轴转，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模糊了。有些事情并没有明确分工，大家都很自觉地去做。难得有片刻空闲，我就忙着单位里的科研项目申报。

我在部队待了两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已经退役，“若有战，召必回”在我看来并不只是句口号，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应出现在最困难的地方。4月14日的班务会上，我们还重温了军人誓词。此时的我们，更坚定了决心，也更不惧困难。

14天的并肩战斗，我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中有开公司的，有修汽车的，有做销售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了一起，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