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写的是“雷家出了个雷圭元”。雷圭元从雷家出走,接受西方教育,再反馈国家。他以自己的艺术专业报国,终于留下英名,耀祖光宗。对于雷圭元的成名、成家、成事,松江的雷家给了他最初的启蒙和地基。据说雷家当时请的一位私塾老师,除了教雷家子弟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之外,他自己则特别喜欢画画。他没事便一个人画画,画山画水画虎画竹画人,雷圭元也跟着画,画出了飘逸云游的个性,画出了感觉。他以后破门而出,再接触宽广的社会,接受世界上最新潮的艺术和思想,加之天赋异禀,不甘禁锢,终成大器。
在雷家这个大家族里,跟雷圭元完全相反的例子有没有?母亲说:有。
母亲说起了另一个堂兄,叫雷彬元。取名“彬”,因其命缺木。雷彬元比母亲大8岁,是母亲那位“情种”的三伯伯早逝的大太太的独苗儿子。母亲叫这位堂兄为彬哥,小时候一起玩的。彬哥的继母生过一个女孩,却又意外夭折,于是家内外对彬哥的溺爱是叠加几重的。从小不让他到外边去读书,就锁在家院里念私塾,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五经,新知识不搭边。彬哥在松江有个有钱的外婆,人称杜家老太太,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却有1000多亩地收着租。她的家里,有一大堆金银首饰藏于柜子,在上海则与人合股开了一家大当铺。所以彬哥从小的日子就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口袋里拿出来的吃货玩货常常稀贵高档。不过彬哥从小跟我母亲很亲,吉弟长吉弟短的,遇事要小心呵护,送东西阔气大方。渐渐大起来的彬哥,开始向我母亲等一干堂表弟妹炫耀起自己外婆家的奢华景色来,说杜家老太太豪华的家苑内秀外阔,官屋楼上楼下,那楼上大房间里还建有一处漂亮透明的玻璃房。那天他问大家:“这漂亮的玻璃房里只干一件事。你们说,是什么事?”我母亲几个便面面相觑。彬哥很得意,又压低了嗓音轻言轻语:“赛过活神仙的抽鸦片啊。”我母亲轻拉彬哥到一边,说你也吸了吧?彬哥目顾左右而言他:“外婆讲的,这叫享受生活。”说这些话,他仰望天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是很入味的模样。
彬哥是吸上了鸦片。先是躺在外婆家的玻璃房里,学着吸一口,啜两口,以后便上了瘾,和外婆共同过起腾云驾雾的生活。日本人打进上海,松江沦陷,有钱的彬哥和他全家住进了上海的租界地,继续享受生活,外面的痛苦与他们无涉。以日本人的进犯掳掠为时间界线,我母亲家那一门因人多口杂迅速走向衰败,整个家几乎被日寇洗劫一空,全家没有经济收入,日子左支右拙。这实际造成了母亲从小独立坚忍向学,在落难艰苦的日子中自助自主。而彬哥家却经济依然坚挺,生活继续麻醉,他似也不想改变自己温柔乡的生活状态。或许彬哥也想挣脱一下这等无聊状,却终也不能。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亲从松江雷家走出之前,特地行到了彬哥的房外告别。见彬哥那居室的门框挂了一块牌子,上写:一事无成室。彬哥一身轻飘,薄薄的双唇几无血色,细瘦的身骨懒散稀松,眼皮子也睁不到很圆。他对活泼而坚定出走的母亲说:“彬哥就在这一事无成室里,想着你们在外面的阳光日子。”
1949年以后,彬哥实在地走下坡路了。有钱的外婆杜家老太太去世前,依然想着彬哥往后的无忧。她留下了一大包金银首饰给三伯伯和彬哥。这包首饰听说最后交到了彬哥的媳妇手中。这媳妇良善又软弱,对三伯伯和彬哥照顾得很好。她和彬哥婚后无子无后,不知是彬哥的原因还是其它因素,但她无怨。她曾经从一个中专绘画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幼儿园工作,后期便用她的工资养着彬哥。解放后,鸦片无法抽,只能痛苦地戒了。经济再拮据,酱米油盐醋也无着,彬哥只能亲自出马。他薄纸一张的人,飘进了上海一家私营的纸盒厂,当个黏糊纸盒的工人,拿十分微薄的酬劳。
蓦然记起来,那还是我五六岁上下的年龄,在上海逼仄的家中,往往在周末的早上,外面有人轻轻敲门。门开,人未进,便已有一串笑声,喊几声松江本地语音的“吉弟”,单薄的一个人便像泥鳅般仄着身滑进来,说话时肺腔里总有些“呼噜噜”喘。他有时手里还提溜着一串扎在一起形状各异的废纸盒——这便是送我们小孩玩的礼物了。他坐下,不客气地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用浓重的松江乡音和母亲说话。那时我的阿婆在,对彬哥的频频造访和理所当然地坐下开吃是颇有微词的。但当年已是上海市卫生局干部的母亲对彬哥十分客气,人走之后,也告诫我们对她的彬哥要尊重。母亲曾带了我的大姐去过彬哥在上海的家中。大姐回家,说印象很深的是见着一个原来是皇宫里的钟,半圆形,铜黄色,每隔半小时一小时,里面会有一只鸟飞出来,鸣叫着报时。母亲便对我们说,这宫中的钟,原来家中各房都有的。外公家的,早就因为抗战后的生活局促当卖掉了。
一事无成的彬哥走的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时年67岁。母亲说,是鸦片掏空了他的身子。
母亲讲彬哥,至今还存着一丝情感。但她很认同大堂哥雷圭元对过去雷家“温暖又可怕的家庭”的定义。那一类的家庭,那个年代,使多少人慢慢从繁盛的昂首挺胸走向物质和精神的没落。说起繁华富贵,母亲总一挥手、一摇头,很蔑视。对彬哥,她总结道:“他其实也是聪明伶俐的一个人,背四书五经张口就是一段锦绣文章。就是从小的安逸甚至糜烂的生活,最终彻底摧毁了他。”
母亲(右二)和她的儿时玩伴。
母亲再讲起一位女性亲戚,是盛名的雷圭元同父异母的妹妹雷引兰(小名“引男”)——比母亲大了10岁的堂姐。母亲说,雷引兰当年出嫁前激烈反抗的情景,她至今难忘。
应该是堂姐雷引兰刚刚高中毕业,她的父亲(母亲的大伯伯)已经去世,为她做主的便是她的妈妈——母亲叫她大姆妈。大姆妈逐利的眼光跳出了松江,要将自己的女儿嫁到金山朱泾的首富朱家。朱家有大酱园,有广阔的田地。雷引兰不想嫁、不肯嫁,她想考大学。她在学校读书的成绩总是前几名的,写字本齐整,字字有形,心里憧憬大学的美丽校园。雷引兰眼睛都哭红了,把自己锁起来绝食。大姆妈心如硬石,她不但要将女儿嫁过去,自己也要跟上门。嫁富婿,择良枝,倚朱门——这样的美事怎么能从指缝间滑溜?结婚的前一晚,新娘要吃一顿“暖房饭”。雷引兰坚决不出来吃,做最后的抗争。那暖房饭,结果只能由雷引兰的姑妈代替吃。那年代,娘要女儿嫁,女儿泪流成河也只能嫁。第二天一清早,丝丝缕缕的白雾升起在雷家宅邸门外的河面上,母亲见着自己心爱的堂姐,哭哭啼啼一千个不愿意地上了朱家迎亲的船。船悠悠,水幽幽,岸上的母亲也相送一路热泪流。
堂姐嫁过去,很长时间倒没有再听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姐夫人还算老实,但也是一个守在家里的大少爷。那大少爷,本是想着一辈子吃吃喝喝享福一生的,却为一桩不清不楚的官司竟蹲了监狱。在那时候,上海郊野乡下有个叫王八妹的土匪婆姨,使一手打得奇准的双枪,专干劫富济贫的事情,竟与朱家老奶奶勾搭上,将抢来的钱人不知鬼不觉地存放在朱家奶奶屋里。事情败露在解放后的日子,朱家老奶奶早已仙逝,那赃证确凿被揭露查出。朱家大少爷的弟弟天生是个傻蛋,不能顶事。所以顶死去的奶奶蹲监狱的人选,理所当然落在了朱家大少爷的头上。而蹲的监狱,恰在这松江曾经的雷家(解放后,政府把雷家的房子买下后,一度改成了收受犯人的监狱)。好唏嘘,好叹息,那雷引兰从小便在此进进出出,以后一年年、一次次地来探望狱中丈夫,一进进的门,熟门又熟路——这原来就是她当年哭着不愿离开的家啊——这算是哪门子的缘?
母亲说,她还是敬佩她的堂姐雷引兰,因为她没有任何怨言地低头生活,安静面对跌宕变故。她后来还是和出狱的丈夫,在上海的宛平路肇嘉浜路口一幢三层房居住。再以后,朱家那房子被政府“收掉”,只留下半个客堂间,一个小小的亭子间给他们。雷引兰也无怨言,还一度将在民国做过风风光光外交官的二伯伯接来赡养,并一直尽心尽力将其养老送终。
据说,堂姐那出狱后的丈夫在监狱中竟学会了修钟,各种各样坏了的钟到他手里一捣鼓,便好了。他还会一手木匠活,可以为他人熟练地打家具,养活自己是足够的。而雷引兰呢?有一段时间,凭她早年学的“知识学问”,当上了上海一所学校的老师。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母亲和雷引兰彼此之间的关系,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飞不见了。
无论是曾经“一事无成”的彬哥,还是哭着不肯嫁人、一生令人感慨的引兰堂姐,母亲抬首望云,像吹口哨似地嘘了一口,说:“有时,还挺想他们的。”
题图说明:母亲和她的大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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