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深夜,刚转运完一批密接人员的杨家君,回到位于浦东新区老港镇某密接隔离点。简单洗漱后睡下,这是他自3月15日离开家进驻抗疫一线以来,难得的一个整觉。
“85后”青年杨家君是老港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的一名普通干部。两年前的疫情期间,他在镇里的某个道口连续守夜3个月。这次疫情发生后,还没等到上级通知,杨家君就先收拾好了行李包裹,主动进驻一线。
随着转运人员的增多,老港镇又成立了一支“密接转运队”,需要两名人员。杨家君又是第一个报名,自此过上了中晚饭合一,昼夜连轴转的生活。
第二次把孩子长时间“扔”回乡下,临行前理了光头
2022年3月14日下午,杨家君的妻子,当地一名村干部,接到了上级命令,当晚住进村委会。帮妻子收拾行李时,杨家君也帮自己打包了一份。彼时,属于他的“命令”其实还没有传达下来。
“我参加过2020年的抗疫一线值守工作。就隐隐地感觉,今年的情况肯定更缺人手。我年纪又轻,又是入党积极分子,早晚是要上的。”
夫妻俩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把常用的、应急的东西,塞了满满两个大箱子。杨家君想起两年前值守道口3个月,因为没时间剪头发,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刺猬”的景象,干脆给自己理了一个光头。
临到出门前,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女儿正在上三年级,每天在家上网课,她怎么办?2020年夫妻俩就因为双双下了一线,临时把女儿放在了爷爷奶奶家。“当时她只有一年级,离家时间一长,难免哭闹。”但现在,女儿也长大了一些,在学校里也了解了防疫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次,女儿对我和她妈妈要做的事情是有概念的,她爽快答应我们,乖乖待在外婆家,好好学习。”
孩子外婆居住在当地的东河村,平日里除了打打电话,其他手机功能一窍不通。利用出发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杨家君特地给老人培训了一遍网课的流程,以及如何使用视频通话。随后,他成了第一个入驻单位里值守的年轻干部。
村里4000多人做核酸,维持秩序喊到嗓子沙哑
3月15日后,整个老港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的办公楼里,包含杨家君在内,有5名干部再没有回过家。
大家在各自办公室搭行军床、睡沙发、打地铺。白天,他们则被分派进老港镇的各个村居,作为突击队的一员,支援一线。
杨家君支援的村叫牛肚村,在籍人口达到4000人以上。前几次的核酸检测,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要喊到嗓子沙哑。
杨家君说,起初喇叭、桌子、警戒线等防疫物资比较短缺。刚刚排好的队伍不一会儿就散开了,还没轮到的村组也提前自己跑过来了。“放眼望去都是人,特别难组织,光靠喊嗓子维持秩序。”
到了第三次核酸检测,杨家君他们开始组织得更得力了。他们把整个村的所有道路进行划分,不同时间段,不同组别的村民出来采样时,其他村民出行的路口处安排人员值守,轮到后才放行。再加上医护力量越来越足,物资也跟上了。“最早做一次核酸要花大半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4000多人采样。”
杨家君的办公室里,放着几箱泡面,其中两箱已经吃空了。还有一只用于烧热水的壶。尽管单位会给每个人分发盒饭,但每天忙完,盒饭早凉了。“我们就泡一盒方便面,把冷掉的盒饭倒进面里吃。”
凌晨三四点结束工作,吃的上一顿饭是昨天的早饭
进入4月,老港镇的转运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阳性和密接都要“应转尽转”,但转运志愿者和车辆不够用,镇里就决定再成立一个专门的密接转运组。
4月8日,杨家君在手机里看到镇里发出的招募令,第一时间报名了。还有一位92年生的机关干部小朱,也加入其中。他们两个,前者负责开车,后者负责密接人员的联系对接,当天就上岗了。
因村道路窄,大巴进不去,两人的转运工具是一辆皮卡车。他们需要先把每个村居的密接靠皮卡转移到大巴车上,再跟随大巴车,把大家分头送到隔离点去。
起初一个星期,工作强度非常大。因皮卡车一次最多只能转运3人,杨家君一天需要跑几十趟。转运人员如果是老人,腿脚不方便,等待的时间也很漫长。终于大巴车开拔了,但车上的人员又被分散到浦西不同的隔离点。最奔波的一次,一车人跑了3个隔离点,杨家君就跟着从浦东到静安,又从静安到奉贤,一起帮助安置这些密接人员。
到了隔离点上,杨家君的工作依然没有结束。他们需要和酒店充分协调,待所有人员安置妥善才能返程。有几次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三四点,而他们吃的上一顿饭,还是昨天的早饭。
最近这些日子,杨家君明显感到工作轻松些了。“这说明需要转运的人员越来越少了,曙光就要来了。”还有一点宽慰的是,自从干上转运,为了避免和其他人接触,他和小朱也住进了浦东某个密接隔离点。“这里有热水,有浴室,终于可以冲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