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朱沂超时，他在五角场街道疫情防控应急先锋队当志愿者，经常到阳性楼栋较多的政化路小区服务，连夜协助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采样。

这次疫情中，他们一家三口都被确诊了新冠。从感染、确诊、进入方舱到康复转归，这20多天对他来说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梦。4月29日，小朱从方舱出院后进行居家隔离满7天。

确诊以前，他一直在社区里服务居民。确诊以后，他没有抱怨和后悔，在方舱污染区帮助医疗队服务患者。回到社区以后，他第一时间给街道志愿者中心发信息：“我是转归人员，有抗体，如果社区有需要，我还可以出来帮忙……”

这是朱沂超的自述——

在社区当“先锋队”，未曾想全家感染

我叫朱沂超，在一家医疗学术会展公司上班。疫情对我们行业影响很大，从3月起，公司业务全部暂停，我就开始在社区当志愿者，每天给居民发放抗原、在核酸检测中负责扫码登记。后来我加入了五角场街道疫情防控应急先锋队，协助医护人员到阳楼上门做核酸采样。

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病毒传染性这么强，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全家被感染。

4月初的一天，我的爱人告诉我，在社区做核酸筛查时，一位排在她前面的居民拉下口罩抽烟。当时我还在别的小区服务，对于她告诉我的这个细节没有太放在心上。

后来，那位抽烟的居民确诊了。4月7日，爱人抗原呈阳性，8日确诊。我当天就向社区志愿者中心报告，暂停一切志愿工作。四天后，我和儿子也确诊了。4月14日，我们一家三口被转运到了杨浦区的方舱医院。

这是一栋由商务楼改建的方舱，共16层，从3楼到13楼都是患者病区。方舱刚启用三天，我们入住后已经满员，我们一家三口被安排在了最后的3楼。

方舱由杨浦区中心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管，一个楼面有300多名患者，平均每一名医护人员要分管1到2个楼面，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几乎全天无休地在污染区工作，工作压力和风险都很大。

到方舱第一夜，我报名当志愿者

4月14日傍晚，我们入住方舱。当天晚上，我就听说方舱里部分保安、保洁等后勤人员因为风险和不堪重负的工作量而辞职了。一时间，楼里很多物业工作都落到了医护人员身上。

这原本是一栋未竣工的商务楼，各项设施并不完备，厕所不够，电力供应不足，而方舱内的患者很多。对于医疗队员来说，在治疗和护理以外，还要管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十分吃力。于是我向医生报名当志愿者。

4月15日一早，早饭送到一楼，医疗队一时间安排不出人手去发放，我就跟另外两名在方舱刚认识的年轻患者一起，到楼下帮我们楼层的患者取饭。然而小推车刚推出电梯口，病人已经全部挤在电梯口等着……

第一次发早餐，秩序很乱，我有点灰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几名患者自发地走出来维持秩序。我们3楼的志愿者小群最初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

每天上午我们都要进行核酸检测，小分队10名志愿者分工合作，各司其职，300多人的核酸检测在2小时内就全部完成了。有了第一次成功后，我们的志愿者身份得到了同一楼面其他患者的认可。

方舱内的餐食。

10个人小团队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强了。我们开始承担起楼里的垃圾清运、领取物料、发放餐食、厕所保洁、药品申领等工作。就连修理水管、梳理电路，都是患者里面有专业技能的水电工主动报名来帮忙。

最困难的工作是医废的清运。一个楼面半天的医废就有60大包，志愿者们合力花了2个小时才清理完。我们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清理一次，搬运到固定堆放点，再由清运车运走，全过程靠人力清运，每次搬运完大伙儿都气喘吁吁。

医疗废弃物具有污染性，其实我们接触也有一定风险。但我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多。因为大楼里不能开中央空调，垃圾堆放久了会滋生细菌。这件事如果大家都不去做，影响到的是全部人的健康。

在没有志愿者以前，这些工作都要依靠医护人员。他们很辛苦，长时间在污染区对他们来说有很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等着“大白”来解决。我们通过自我管理，承担了大部分在污染区的生活保障工作，就可以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精力去做他们专业领域的治疗和护理。

在一次清运完医废后，方舱志愿者团队的合照。

从素未谋面到互帮互助，人和人的关系很微妙

在方舱的这段时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我们一层楼300多个人，原本素未谋面，又生着病，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被动地住在一起，成为“邻居”。很多人来方舱以前看了一些网上关于方舱的负面信息，带着不信任感。然而几天相处下来，很多人刚来时的惶恐与无助都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互助。

楼里有一位90岁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人，每天都拎着一个小包袱吵着要出院。“我要出去！你们干什么不让我出去？”他的儿子已经70多岁，对此十分无力，老人有时还会骂他。于是周围的病友开始热心地帮忙劝导：“大爷你看，这个电梯要刷门禁卡，只有医生可以操控，我们下不去的。”

4月18日一早，老爷爷又开始发脾气，我便过去跟他说：“您想走走，我陪您逛一圈好了。”于是扶着他在楼里溜达了一圈。这些日子里，楼里没有人对老人有过抱怨和强迫，大家都给予了温柔和理解。后来有一天，老爷爷突然对我们说了声“谢谢”，这让我很感动。

方舱里有很多小朋友在上网课，几个复旦的大学生主动提出帮忙补课。一些患者来方舱之前没有准备好充足的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就把自己在医疗队里分发的水果和小零食带给病患，彼此间成了朋友。还有的患者在康复出院前，会把自己剩余的干净的物资留下来，给那些仍在住院的病人……

病患之间、医患之间都在互相鼓励和扶持，方舱里充满着互助的氛围。

我们生活的楼面。

在方舱每一天都很漫长，如果不找点事情做，时间会很难熬。我就问医护人员要了消毒片和喷壶，每天早晚对每个床位、每个走道进行喷洒消毒。一壶消毒水往往几分钟就喷完了，要来回换十多次水，才能将整个楼面1000多平方米消毒完。

方舱的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一点主观能动的努力，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儿子的头像在变，那个开朗小男孩又回来了

在方舱，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儿子今年上6年级，这些天，他把方舱的床变成了书桌，每天坐在床边上网课。一位复旦的研究生提出，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帮忙讲解。我儿子已经习惯了老爸每天做志愿者，我要给他做个好榜样。

作为父亲，我知道孩子心里也是害怕的。他很懂事，从来不说，也不抱怨。但我还是从儿子的微信头像看到了他情绪的变化。

刚开始测抗原疑似阳性的时候，儿子把微信头像换成了灰色。核酸确诊后，他改成了黑色。后来在方舱确认可以出院的那天，儿子原来的微信头像，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开朗小男孩又回来了。

儿子每天在方舱上网课。

方舱里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7到10天。连续两次核酸阴性，疾控中心会通知方舱的医护人员，联系社区确认接收，患者就可以出院转归。我的爱人比我们先确诊，也是最先收到出院通知的。

4月22日，我和儿子也坐上了街道派来的专车。我们在方舱前后住了8天。一家三口终于回到熟悉的家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一到家，我们就收到了居委送来的物资。国权居民区书记施伟告诉我们，这8天里他们收到了三批街道发放的物资，他都留着，还把自己的一份也给我们了。“你们刚回家肯定缺物资，这些东西一回来就能用上。”他告诉我，很多居民都让他感谢我曾经为小区做志愿服务。

居家健康监测的这几天里，我和家人收到了很多来自邻居的关心。4月28日，医生上门给我们进行核酸检测，4月29日，我们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并转为绿码。我给街道志愿者中心的负责人发了个信息：“如果社区志愿者有缺口，我还愿意出来。我是康复转归人员，有抗体，到阳性楼比较多的小区服务会比较有‘优势’。”

感染新冠以前，我们在五角场街道的疫情防控应急先锋队。

我还记得在方舱认识的不少人。一个小个子女孩是开花店的，每年春天都是小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今年却因疫情而停业了。志愿者中有一位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一位餐饮店老板，他们的工作也都因为疫情而停摆……当初决定当志愿者，其实我们都害怕有风险。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帮忙，就是希望上海能尽快好起来，让大家都能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