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的居民刘敏，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互动留言板内留下了一封感谢信，讲述了4月初他们夫妻俩相继感染病毒后的遭遇。她要感谢古美街道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员，是这位工作人员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本轮疫情冲击之下，上海各级政府的应对或许一时有不周全之处，但刘敏认为，默默无闻的基层的干部们还是非常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尽管事情已过去半个多月，她认为仍有必要将当时的经历说出来，让大家知道。

以下为刘敏的自述：

尽管已过去半个月多，但一回想当时的经历，我依然会感动到想哭。

3月28日，我突然毫无征兆开始发烧。3月29日，我自测抗原，已呈现两条杠，明白自己已被感染。向居委会上报后，3月29日当天就有医护人员上门采样复核。3月30日复核结果出来，确实是阳性，社区通知我等待转运。我则开始紧急在网上采购一些生活物资，准备隔离期间应急使用。

仅是我一个人阳性并没什么，岂料，3月31日，我丈夫也突发高烧，自测抗原也同样是两条杠。这个时候，家里11岁的女儿还是阴性。难题出现了，如果我和丈夫都被转运，女儿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她还是阴性，我们能带着她一起去隔离吗？彼时，所谓的“亲子舱”还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困扰得我夜不能寐，忧心忡忡。

不断担心中，转运的安排还是来了。4月1日清晨7时，转运车辆抵达小区，通知我先行转运。当时我丈夫还在高烧中，我不放心丈夫和女儿，后续的转运安排也不明确，因此拒绝上车。此时，我接到了古美街道防控办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询问我为何不愿转运。我把家里情况跟她简单讲了一下，提出来希望能安排3人一起转运或居家隔离，她表示理解，答应会想想办法，然后让转运车先开走了。

也不知道是谁在500人的小区群里说我拒绝转运，我顿时成了邻居们非议的对象。有人责怪我自私，有邻居发了抖音，呼吁应该实施强制转运……我顿时感到了如山般的压力，终日以泪洗面。期间，小区物业、社区民警也催促我配合转运，他们建议我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可孩子是密接，这个时候我怎么好去向亲戚开口呢。

我四处求助，甚至还在微博超话里留言。同时，我也别无他法，只能不断地给古美街道防控办的工作人员发短信留言，询问进展。由于迟迟等不到说法，我的心态有些崩溃，但在短信交流中，防控办的工作人员一直给予我安慰。当我说有冲动想把孩子一起传染了，对方第一时间制止我，指导我要做好隔离消毒工作；当我情绪失控，是对方一句“别哭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待好消息”给了我希望……

△刘敏提供的短信对话截图。

4月3日，古美街道防控办的多方协调终于有了进展，我们一家3口被安排进了位于金都路的人才公寓隔离点。这是一间两室一厅，我们将孩子单独安置在一个房间里，我和丈夫则分别待在另一房间和客厅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案。4月8日、10日、11日三次核酸检测，我们顺利转阴，孩子也一直都是阴性，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阴霾逐渐散去。4月12日，我们终于康复顺利返回家中。

△位于金都路的人才公寓隔离点。

△隔离点提供的餐食。

我与古美街道防控办的这位工作人员素昧平生，只知道她姓林，连全名都不知晓。但是，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她伸出了援手，践行了“危难面前需要的是担当”这句承诺。

上海本轮疫情突然袭来，应急处置有些地方或许有不周全之处。但困难中，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中，有非常有爱心、有责任心的社区基层干部和医护人员，有帮我准备隔离用品的超市工作人员，有祝我早日康复的快递小哥，等等。在艰难时刻，他们微光聚成光束，让我感到温暖。我想说，这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本报记者 毛锦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