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松江的雷家,从文化艺术名人的角度而言,出了个雷圭元。
雷圭元是母亲的大堂兄。
在我与母亲对话的第一篇《那些来去倏忽的生命》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她的大伯伯(母亲爸爸的大哥)的娶亲奇事:那第一个太太嫁来不久,生下一个儿子,随后患了一点小恙,没有对症啜药而殁。”这个“生下的一个儿子”,指的便是雷圭元。也就是说,雷圭元刚出生,他的妈妈就不幸因病离世。到了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雷圭元纪念馆开馆暨揭牌仪式”,当时母亲接到盛情邀请,但母亲轻轻说了一句:“不去了吧。”纪念馆对雷圭元的定位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家、书画家及设计家。那天我从松江回家,带回几本厚厚的纪念雷圭元的书册,其中有一本《雷圭元艺术文献集》。其中除了有雷圭元自己的专业文章,还有他自己的一些过往回忆录和随笔。我择其一段,读给母亲听:“1906年,我出生在北京西河沿,正是我祖父在北京外交部做左参议,擢右丞,并不久出任奥国公使的时期。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雷润民任职外务部,好读书,雇了一个姓刘的奶娘,把我养大。那时我姑母也没有出嫁,她爱我,就把我带在身边。我算是姑母领大的。”母亲默默地听了,遂点头,说当年大房长孙的雷圭元比她大整整19岁,诞辰至今已是110周年。
母亲问我:“为什么要写雷圭元?因为他很出名吗?”
我说出名是一个原因,又不全是。在中国,雷圭元不但是一位图案学和设计学术体系的建构者,还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实践者。他重要的作品,包括他领衔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十大建筑的装饰,它们几乎奠定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国设计美学风格。如果中国现代也有“设计美学之父”,雷圭元便是有资格获此称谓的人。但我又获知,作为常年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雷圭元,一生以“教书匠”自谦,低调沉潜,严谨为学,不事张扬。我将带回的《雷圭元艺术文献集》中一篇雷圭元“晚年自述”的两段内容读给母亲听。一段是:“跟我(小时候)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小叔叔,是我祖父的小儿子,生性怪癖,把很好的玩具,有时一气,砸个稀巴烂,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砸坏从奥地利带回来的同真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行驶的小火车)。”另一段:“(从北京)回松江,我从小就‘放野马’,和我的小叔叔一起在家门外的田野中游戏,放风筝,捉小动物,拔茅草,一放学(家里有一个私塾),就找不到人影了。”
母亲听得很认真,还问:“这是雷圭元写的吗?”然后点头,“对的,这里他写的小叔叔,就是你的外公。”
我说,雷圭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外公——你的爸爸了呀,那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回忆和他在一起的事情呢?
母亲缓了一口气,但又说,这要容她想一想,因为,对雷圭元,回忆显得烟云缥缈,距离很远。
再过几天我和母亲见面,她面前的茶几上是那本厚厚的《雷圭元艺术文献集》。母亲说她这几天把这本书翻过了,主要看了雷圭元自己写的回忆文章。她说回忆文章蛮有意思,她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位曾经出名的大堂兄的实实的形象、长长的过往。
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雷圭元要比母亲大了一代人的年龄。他的许多人生经历和故事,对母亲来说也是陌生的。她把书打开,翻到雷圭元1929年23岁的时候,和祖父雷补同大闹一场,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动静很大呢,因为祖父要雷圭元这个身为长子的长孙为雷家结婚传宗接代啊,他却要逃出这个家,还要去外国,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我有些不解:那曾经出使多国的外交家雷补同,在这件事上应该豁达开明,对自己的大孙子想去国外学习深造不应出手阻扰。母亲听了摇头,说辞了官当了祖父的雷补同,已不是早年奋斗做官的雷补同了。他思想日益保守,安排所有的一切。家族以他唯上唯大,下面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母亲的家族,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例子。当年雷圭元算是“逆天而行”,并仅需要区区300大洋做出国盘缠。雷补同怒而拒绝,愤而“不送”。最后还是雷补同的女儿——雷圭元的姑妈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暗交于他,使雷圭元终于插翅起飞,奔向法兰西。与他会合的同行好友,就是日后名声大噪的的诗人艾青。
母亲突然一抚掌说:“记起来了。”那是和雷圭元印象很深刻的一次见面。在1947年的上海,彼时母亲自己也已毅然从松江的家中出走,独立在上海生活打拼。见面的地点在南京路上的新雅饭店。请吃饭的主人是母亲的“三伯伯”,雷圭元应叫他“三叔叔”。这顿饭,母亲清楚地记得,当时新雅饭店有一道非常独特入味的点心:银丝卷,外面裹着一层嫩嫩薄薄的透明皮子,里面的“丝”一根根全看得见;将甜而不腻的白面“丝”扯开来吃,很是新奇。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饭桌上雷圭元直接对着母亲说的话:“吉弟,在我们雷家兄弟姐妹中,如果我是第一个逃出松江这个温暖又可怕的家庭的话,你就是第二个逃出来的。我们都靠自己走上社会。尤其你,一个弱女子,更不容易。”母亲说,这几句话,真是说到她的心里去了。逃出家庭独立生活,酸甜苦辣尽尝。她说当时眼睛湿了,心里很暖,至今仍然可以回味。
出了名的雷圭元自然有对他的社会性评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要创建者;学贯中西的图案理论家;终身奉献的教育家;勤于实践的设计家;独具品味的画家。我把这些提升到一定高度的评价说与母亲,她只是无声地一笑而过,旋即又有些兴致上来:“要我说,他这个人,除聪明外,还很幽默的。”听出来,说雷圭元幽默,是比聪明还要赞赏的。
接下去,母亲的记忆被唤醒了。有关雷圭元幽默趣味的故事,收都收不住。
母亲七八岁的时候,二十五六岁的雷圭元已从国外回来,居住杭州。有几年的暑假,他和妻子二人回松江,探亲休息。回来时,总是带给各房弟妹、表妹们礼物,或杭州的油布伞,或非常雅致的折扇。有一次,彬哥(三伯伯的儿子)请他画一幅画,他欣然应承,马上取来纸笔,当场作画。画的是什么?是各式各样的慢慢爬行的乌龟;一只乌龟,两只乌龟,一只又一只乌龟。一张纸上,画了多少只乌龟?弟妹们数起来,整整一百只乌龟啊。而且,每一只乌龟都是不一样的,一百只丑丑的乌龟在一起,真的是一幅悦目的“百龟图”。
当年为家里众口烧饭的佣人叫“阿金根”,也知道雷圭元画得好。而且因为这个“大少爷”脾气好,就大着胆子问:可不可以在雷家的灶头上面为他画一幅画?雷圭元一口答应,便在雷家灶台的空白处挥毫画起来。没多少时间,画成,大家鼓掌。想不到雷圭元再一挥笔,写上如下几个字:阿金根画。
曾经,母亲几个弟妹好奇地问比他们大许多的长兄,你在杭州干什么呢?他便“很形象”地告诉他们:有几次,在美丽的西湖边,久久地坐着一个身着女装的老太太,素雅,淡定,又有一丝愁绪。这和西湖景色一起形成了一幅人文风景画。有陌生人便上前,要与她景中相聊。最后发现,她不是她,而是他——雷圭元装扮而成的。他对弟妹们说:“行为艺术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在杭州做的一项工作。”
我再给母亲读了一段文,晚年的雷圭元对自己如此描述,“我在散步时看见一棵柳树,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只剩下一张皮,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吧。但抬头一看,树梢上又发了芽,蓬蓬勃勃一片绿色,使我想起两句诗:‘老树已成铁,逢春又着花’。”
母亲听之若有所思。旋即进屋,再出来,手里拿着一方小小的图章,递我手上。“这个章,是我10岁左右的时候,雷圭元为我们家四个表妹堂弟妹刻的。我拿着很喜欢,以后工作了,每个月领工资,要盖名字的章,我一直用着它。”
我眼前,顿时有了母亲年轻时盖章时的形象,也有雷圭元一刀刀刻这个章的形象。
我将在雷圭元纪念馆拍到的一幅画作给母亲看:水墨画中,是相叠几层的松江的蔬菜瓜果及四腮鲈鱼,生动鲜活,画幅右边从上至下一句题词:“风味长留记忆中”,时间为雷圭元晚年的1986年。画此画的雷圭元在遥远的北京,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母亲却是另一番说法,她问我:“你知道我这位大堂兄对家里不高兴之后极少回来的原因吗?”母亲说了一个事实:“原来祖父留给雷圭元长房长孙的100亩地,后来被他的继母一句话也不商量就卖掉了,他知道后好气好气呢。”
真是如此?
母亲笑起来:“反正这地,还是不要的好。有了这地,雷圭元解放后的出身成分就不对了嘛——地主啊。”
倒是的,如果真的是“地主”,母亲的这位大堂兄还能这样出头出名吗?
本文图片由郑宪提供(题图为母亲和她的大妹妹。) 本文编辑:封寿炎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