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天，这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那边“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徜徉于不老青山，流连于桨声灯影，有人感叹“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有人期盼“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园中，江南文化可谓“千年智慧的集大成者”，独树一帜，独具魅力。它像一座桥，连通古典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连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连通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

近来，从集大成之“江南文化研究”系列图书、《江南文化百科全书》到小切口的《江南的春山与秋水》《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等，江南人、江南事、江南物与江南之美得到更为多样的呈现、更为生动的讲述、更为深入的阐发。

「繁盛」

江南人住繁华地，雪月风花分四季。

古典名著《红楼梦》一开头写道：“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早在春秋时期，“吴市”就因据三江五湖之利而闻名遐迩；汉代，就是响当当的东南大都会；隋唐大运河的拓浚，进一步促进了苏州的商业繁荣与市场发展；到明清时期，苏州阊门更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

城市之外，江南乡村的生活同样值得说道。

嘉善北面的西塘，至今仍是享誉全国的游览胜地。旧时，白天的集市贸易活动与热闹的生活，使得这个小镇在文人眼中别具韵味。明代有诗云：“旭日满晴川，翩翩贾客船。千金呈百货，跬步塞齐肩。布褐解市语，童乌识伪钱。参差渔网集，华屋竞烹鲜。”

清明时节，在嘉兴长水塘边的马王庙，村民们会利用这段空闲时光举行娱神活动，所谓“挝鼓赛神三日会，险竿健舞疾于梭”；秋天到来时，又热衷于斗蟋蟀等，所谓“年少一时争放櫂，漫乘秋兴到风泾”。这里的风泾，特指明清时期一半属于嘉善、一半属于金山的棉布业名镇枫泾。

富饶之外，美与自由更是江南要义。

在《春风十里》中，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胡晓明由衷地感叹：江南的灵魂很大一个部分，悄然隐含在历代江南美丽的诗词歌赋与传说、故事、戏曲中。

“魂兮归来哀江南”，最早由泽畔诗人屈原唱出不忍去国的江南深情；“江南可采莲”，是汉代最富于江南水乡风情、欢愉而自由的民间情歌；松江那一道莼菜鲈鱼羹，解救了张翰一家，也召唤了无数秋风起而思乡的江南游子；“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居然感动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将军从江北归来。

自从太守诗人白居易唱了“江南好”“一半勾留是此湖”，便成为所有看到西湖的人离开时共有的心魂不舍；另一位太守诗人苏东坡不仅留下一条美丽的苏堤，也留下了有关西子、高僧、名山、古寺太多的动人相思。

北宋江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富庶想象，竟惊动了北国的骑马豪杰挥师南下；“寒山寺的钟声”“家在江南黄叶村”“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怆然而温馨，交织出一幅岁月静好、止泊生命、润泽人心的图画……

茶、荷花、杏花、梅花以及古寺、烟月、钟声并非江南特有的东西，但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正是有一个奇妙的人文机制。一旦与江南相联系，一旦在江南，一旦江南的诗人或画家将这些东西唱出来、画出来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就会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开明」

江南是一个生产“美”、释放“美”、传播“美”、放大“美”的地方，“江南”本身也被放大、被生产出来，成为一个美美与共的“中国意象”。

在上海市方志办推出的《江南文明通鉴》中，借由对江南人、江南事、江南物的阐释，如江南的士人、农民、商人、望族，江南的信仰、民俗、科举、教育，江南的稻米、丝绸、园林、戏曲等，让江南的美、江南的文明得到了“综合检阅”。

《江南的春山与秋水》则由表及里，从山川之美、人物之美、诗歌之美入手，深情讲述江南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在作者洪亮看来，江南是一首单纯的朗诵，又是一曲盛大的合唱。“江南文化的气蕴如此深厚，已发的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将发的歌声早已金嗓痒痒、呼之欲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江南文化深情、含蓄、细腻、温婉，又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似乎充满了女性色彩。江南的故事里，除了江南细雨和箫管丝竹之外，总会有一位“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女子来当主角。

事实上，由于收入和地位提高，江南女子很早就可以走出家门、抛头露面。苏州的端午竞渡，最盛于山塘，“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在扬州，“江南中元节，每多妇女买舟作盂兰放焰口，燃灯水面”。遇迎神赛会，江南各地即搭台演戏，男妇群聚往观，甚至出现“妇女至赁屋而观”的情形。

江南农村妇女，同样生活得有滋有味。这些“大脚蛮婆”，直言快语，无拘无束，农闲时和男子一样追求精神上的松弛。比如，“今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各县城隍庙俱有园亭，亦颇不俗。每当春秋令节，乡佣村妇，杂山欢呼，说书弹唱”。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江南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日益开明。虽然也曾倡导女性节烈观，但江南人大多有不同看法。绍兴人汪辉祖就直言：“不妨听其自便，以通人纪之穷；强为之制，必有出于常理外者，转非美事。”

有了“通情”，就能“达理”。清末闺秀施淑仪编辑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共收录1262名女诗人作品。其中，浙江524人，江苏465人，占总数的78%。

海外研究者也惊讶地发现，仅在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过了现代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总和。这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揭开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沛霞的《内闱》、高彦颐的《闺塾师》和曼素恩的《缀珍录》，分别聚焦宋代、明末清初和盛清时期的中国女性写作与生活。其中，《缀珍录》还获得了海外中国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列文森奖。

曼素恩是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她另外一本著作《张门才女》，隆重推介以“三代贤母”而扬名四海的常州张氏家族。江南女性挑起家庭重担的可歌可泣事迹，引得曾国藩、冯桂芬等人盛赞不已。常州张氏只是世代业儒的寒素之家，然正因如此，它的故事才更接地气、更为真实。

「责任」

1996年，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获得该奖项的，还有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安忆的《长恨歌》。

获奖后，王旭烽没有停下手中那支笔。26年后，在2022年春天，她推出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望江南》。

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最后一件是茶。中国人的日子里，茶是宽余悠长的余味，是日子的韵致、人的神气。王旭烽以写茶名世，这一盏茶竟是越泡越浓越酽，在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中写茶人茶事，写出了金石声、风雷气。

新作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近20年间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与人物命运。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王旭烽写出了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和奋进；在时代的激昂与风雷声中，王旭烽写得悠远低回又荡气回肠，写出了茶香和茶性，写出了江南文化的诗意和力量，写出了中国的风度、情怀和品格。

这是春天的味道，也是人生的滋味。

茶的国度还有着“天下”的广度。书中写到了日本茶道，写到了格鲁吉亚的茶园，写到了东南亚的锡制茶器，还写到了美国人喜爱的冰茶……不论杭家人还是他们的老对头吴家人，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美国人、南洋人，在巨大的差异之中始终有一些本质的联系在发生微妙的作用。这一脉牵扯天下的细线之源，在作者笔下就起于“江南”。

正如作者所感言的，“这部作品的创作，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便在于意识到小说中从来就没有边界清晰的断代史”。无论历史如何前进、文化如何演变、人世如何变迁，中华民族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前行。“我相信，永远有着向光明进发的人们，而中华民族的历史不管怎样的迂回曲折，都不曾失去江南茶人的优雅和稳健风范。”

从金石声到读书声，从茶人到文人，江南人始终不忘的是那一份对家园的责任。从北宋到晚明，从晚清到近世，“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众多江南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

以江南士绅为例，明代上海地区的举人、进士总计有547名。另据记载，松江一府府学生员在3000名左右，加上嘉定、崇明，总计应在4000名以上。

当时，江南各府的情况大致如此。以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而计，士绅总数应该在30000名以上，虽然只占总人口的0.1%—0.2%，但从绝对数量上看，还是较为庞大的。

在古代江南，士绅有着较高的地位，也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明代华亭人陈继儒便说：“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明清时期，江南赋税沉重，本地士绅往往会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朝廷进行赋税蠲免和税收改革。明代嘉定折漕的最终成功，就是士绅努力的结果。

不过，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各府的生员数量日益庞大，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影响，很多人放弃举业、开始经商。在绍兴，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师爷为职业的行当。无论是经商还是入幕，都为江南士绅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如盛宣怀、赵凤昌、王韬、冯桂芬、李善兰、徐寿等，都由此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诗礼传家：江南家风家训的变迁》一书总结，江南地区的家风家训虽重读书科举，但向来也强调各业皆本。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和掠夺，朝廷上下倡导洋务运动，一些江南有识之士主张“商战”以救国，认为只有振兴民族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救亡图存。王韬还进一步解释通商的好处，包括“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可以供输糈饷”等。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四民”观念开始发生积极变化。1881年8月，《申报》发表《论考验艺徒》一文，强调士农工商是平等的，认为“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执一业即可得一业之力，业虽有大小之分，而其所以谋食则一也”。

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变迁中，上海走在了全国前列。甲午战争前后，申城已催生出一批新的职业和行业，如企业管理、律师、建筑师、设计师、报刊编辑、医生、海关和银行职员以及电话、电报、邮电、电力等。

年轻的荣德生赴上海习业后，其父来沪探望时嘱咐：“勿必学商，可一同回去读书。”荣德生的回答简洁有力：刻已学商，亦可上进！

「有无」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其中的吴韵苏风、皖韵徽风、越韵浙风和海派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欣赏。

在经济上，长三角地区地形的多样化，确保了物产的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品种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自宋代以来，江南内部就形成了产粮区、桑蚕区、植棉区、制盐区的有机分工，包括商人、学人、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人员在江南地区频繁流动。

比如，徽商到杭州、苏州、常州、扬州等地创业，绍兴师爷到江苏、安徽等地发展，近代宁波、温州、绍兴、无锡、常州、合肥、安庆等地的商人、学人、艺人到上海谋发展，等等。

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袂推出的“江南文化研究”系列图书之一，《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对嘉定竹刻予以专章介绍。

嘉定竹刻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消费喜好有着紧密关系。王士性曾说：姑苏人聪慧好古，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其中，自然包括嘉定竹刻。

江南技艺的背后，有着对工匠精神的体认与尊重——

当时，很多江南文人都有赞赏工匠的技艺精湛的文字留下。张岱还曾为手工业者发声：“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

还有人直接参与工艺品制作。“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钱塘人陈鸿寿在任宜兴县令时，亲临陶工生产现场，与制壶高手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三兄妹合作，创出以自己的号命名的“曼生壶”。紫砂业因文人学者参与制作，被推到一个全新阶段，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产学研结合。

江南技艺的背后，还有对手工业的有效组织——

明清时期，苏州工商业行会在160个左右，可以确定属于手工业的有70多个，主要分布在丝织、印染、造纸、印书、冶炼、钢锯、包金、金银丝、漆作、红木、蜡烛、钟表、刺绣、眼镜等行业。

《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的专著，以68个“公所”“会馆”为研究对象，追溯其发展历程和内部权力运作，将这些工商团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表达出来，力求还原传统社会结构里各类工商团体更全面、更细密的面貌。

江南技艺的背后，还能看到“两个江南”的互通有无——

比如“徽州三雕”，即具有徽派风格的砖雕、木雕、石雕。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徽商从“平原江南”回到“山区江南”买田置地、大兴土木，推动了徽派篆刻技艺的发展。2006年，“徽州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徽派盆景始于唐宋，以梅花、黄山松、桧柏为代表性树种，整体风格以苍古奇特见长，主次分明，巧拙并用，藏露得宜。徽派盆景多采用普通瓦盆栽植，外面再加套盆。而套盆多有考究，常用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盆、宜兴出产的紫砂陶盆。

江南技艺的背后，归根结底凝结着劳动之美、创意之美、生活之美——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纸上》，收录江南散文名家苏沧桑深入生活现场的多篇纪实散文，试图重现风物之美、劳作之美、人民之美。

其中，《跟着戏班去流浪》浓缩百年越剧的辛酸苦乐，《牧蜂图》里的浪迹天涯，《春蚕记》里“江南最后一代的养蚕人家”，《船娘》里漂泊了30年的船娘，《冬酿》里寂寞而执着的古法酿酒人……这些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挣脱概念化的存在后，变得如此鲜活，如此意味深长。

作者说：“我发现我遇见的每个人，从未吝啬过自己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态的劳作里，深藏着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无奈，也深藏着生生不息的古老美德，如一叶茶的苦涩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上矗立，在心坎上颤动。”

「星斗」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江南人民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江南文化认同感强、亲密度高。

但仅就江南文化研究而言，过往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多数止步于1840年；二是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似乎只有“中心”而无层级，整体意义偏弱；三是专题分解不够，个案考察与比较研究相对薄弱。

知名江南社会文化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牵头编撰的《江南文化百科全书》，分类撰写学科与知识条目，包括地理、历史、信仰与风俗、物产、名胜古迹、学术与文献、文学与艺术、科技与教育、宗族、名人等专题，是一部高品质的工具书。

在江南，苏州与杭州常常被并列提及，誉为“人间天堂”。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是马可·波罗眼中“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还见证了李清照“知否人生”的风雨。

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看上去更像是财经专栏作者吴晓波的“私人记忆”。

从5000年前良渚文明的诞生，到生生不息的运河带来财富；从“天真正直”的白居易力排众议、兴建白堤，到“自诩为前世杭州人”的苏东坡为杭州、西湖写下的450多首诗词；从胡雪岩的败局之夜，到20世纪90年代以宗庆后、冯根生为代表的善贾者的“复活”，作者一直在试图捕捉杭州城的城市性格与文化基因——

“这里出忠臣不出猛将，出文士不出哲人，出商贾不出赌徒，出谈禅者不出苦行僧，甚至偶尔出了一个国王，也缺一颗逐鹿中原的雄心。自然的美好风景、复杂的人文历史与商业的繁荣，在杭州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

与杭州“平凡、略带忧郁而不颓废”的气质不同，苏州的登场似乎更有“气场”。用《二分尘土——江南人文空间的城镇与村落》的分析来说，在运河南端的三座名城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值得一提的是，书名中的“二分尘土”取自宋代苏轼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编者与作者借苏词中对春色的描摹比拟中国城市的万千气象，又转用“二分尘土”来比喻该书所重点探讨的江南“城镇”与“村落”两个研究对象，为相对严肃的学术研究增添一份活泼的人文情怀。

古吴轩出版社推出的《苏州运河十景》，还以图文并茂、中英对照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枫桥夜泊、平江古巷、水陆盘门等实景。

如果说楚国人伍子胥建造了苏州城，那么，同样来自楚地的张继则有力地推介了苏州城。后者的《枫桥夜泊》，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

总之，从吴越金戈铁马、东晋衣冠南渡、宋元诗画天地、明清市镇繁荣，到近现代的海纳百川、开放进取，江南文化是南北文化的千年交融，是华夏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文明结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