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权限】众望所盼的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月14日宣布成立。深改组人员构成、主要职能及下设专项工作办公室情况同步公开。官方发布的新闻篇幅仅不到500字,包含着怎样的关键信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运行三周后,众望所盼的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月14日宣布成立。这也是继重庆后,第二个宣布成立深改组的直辖市。
此前,据三中全会要求,上海已就改革频频出牌。成立“深改组”,不仅是呼应中央深改组要求,亦意味着改革的进一步加强和提速。
与中央表述一致,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深改组人员构成、主要职能及下设专项工作办公室情况同步公开。官方发布的新闻篇幅虽仅不到500字,却已包含大量关键信息。
“入围者”
从人员构成看,上海“深改组”呈“1+2+X”格局:市委书记韩正出任组长,两位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和专职副书记李希任副组长。
市人大、市政协的一把手未出现在领导小组名单中,这与中央相似。其他“深改组”成员包括:“市领导屠光绍、应勇、徐麟、艾宝俊、沈晓明、侯凯、姜平、沙海林、尹弘、钟燕群、周波、翁铁慧、时光辉、蒋卓庆、周太彤”。
也就是说,深改组成员涵盖了除朱生岭(上海警备区政委)以外的全部市委常委,除赵雯、白少康以外的各位副市长,及一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一位市政协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
既是由上海市委成立的深改组,上述人士的政治面貌,均是中共党员。
比对中央和其他地方深改组构成,这样的安排并不意外。一些地方深改组未有军方人士列入正式成员;赵雯是来自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副市长;白少康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其肩上的“安全”职责更重。
入围者中,除正副组长外,其余成员的日常工作分工多与领导小组下设的专项办公室对应,并与上海重大改革事项多有关联。直观理解,市委常委中,主管金融的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主管自贸区的副市长艾宝俊、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与经济和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关联不言而喻。
组织部长应勇、宣传部长徐麟、纪委书记侯凯、政法委书记姜平亦可直接对应党建、文化体制、纪检体制、民主法制等四个改革小组。统战部长沙海林、秘书长尹弘在改革事项中所起的作用亦不难理解。
市政府各副市长的分管工作,几乎每人均对应着某项改革重点,且往往是相关重点改革的主要“操盘手”: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屠光绍,自贸区改革——艾宝俊,国资国企改革——周波,教改、医改——翁铁慧,社会保障改革——时光辉,环境治理——蒋卓庆。当然,这些还非全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钟燕群和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太彤的出现,亦表明深化改革系市委领导、“四套班子”共同推进的工作。根据人大政协职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将为重点领域改革提供法制保障,并对各项政府改革开展专项监督;政协亦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除代表人大、政协外,两人本身亦是具有多年地方治理经验的官员。
八个“专项办”
上海“深改组”下设8个“专项工作办公室”:经济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领域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不妨再次回顾,中央深改组下设的专项小组包括: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此前各地区“深改组”专项办或专项小组的设置路数基本相似,即核心框架来自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布局,并将党建和纪检两大党务领域单独列出;一些农业大省,会将涉农改革专门列出。
上海的“专向办”分类,一方面考虑与相关领导人员工作分工和职能部门的对接;另一方面,亦体现上海改革的特别考虑。
上海的最大不同首先在于,单设了“社会保障和分配领域改革”专项办,而未将其笼统归于“社会体制改革”之下,足见其特殊地位。
最直观的层面,填补养老金缺口是困扰上海数年的问题;作为老龄化程度颇高的特大型城市,如何通过改革破解养老困局,已是一大挑战。收入分配改革近年在市民群体中的关注度亦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社会保障改革直接关系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现有的居住证积分制及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领域改革均有待落实和完善。三中全会精神下,如何合理控制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已成为上海眼前尤其重大且敏感的问题。
同时,“社会体制改革”在上海被一分为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归并一组,显示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密切关联和整体化考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则专列一组。
强调“治理”,不仅是契合三中全会提出的概念。从地方实际看,将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分开的布局更为精细,亦切中上海要害。前者更偏实体化公共服务提供,而后者则偏方法论层面的组织、动员。
一方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已被列为今年上海市委1号课题,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优化迫在眉睫;一方面,促进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亦是上海应当在全国“先行先试”的重要环节,并且,是否调动起多元主体积极性,本身就事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活力不足”,恰是目前阻碍上海的命门。
此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单列一组,亦显示上海对环境治理的紧迫感。单列而非与经济体制改革归并,不光意味着其“很重要”,同时释放明确信号:环境治理本身已经成为相对独立且需要各方协同、综合施策的系统工程。
“快马加鞭”
“深改组”决定成立后,预计将于近期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各项工作要点和具体规程,组长亦将发表讲话。届时,对上海今年改革重点将有全面细致部署。
进入马年,“快马加鞭”会成为谈论上海改革的流行词,亦切合上海实际。至少深改组成立后的第一年,上海必须快速拿出一批改革成果。
2013年末的市委全会及今年初的上海“两会”,均明确了上海今年改革的五项重点领域:自贸试验区建设、国资国企改革、城乡一体化、文化体制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一些举措亦开始陆续出台。除年底出台的国资国企改革“20条”外,市级机关削减编制10%等具体措施亦已开始实行。文化方面,“大小文广”即将实现整合;城乡一体化方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亦是难点。
作为全市工作“重中之重”的自贸区建设,则被要求今年拿出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成果,改革压力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深改组8个专项办系“依托相关职能部门”设立。显然,深改组在日常改革事项推进中不会取代党政部门和大口的作用,而侧重于统筹、加码和督办。
公开披露的上海“深改组”的五大职责,包括“组织落实中央重大改革举措;研究确定本市各方面重大改革的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市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本市全局性、长远性、跨区县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本市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实施”,特别提到协调处理“跨区县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
此前,权责界定不清、部门利益割据等,是困扰改革的突出矛盾。显然,上海改革要突破,这样的状况已明确不被允许。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尤莼洁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