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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长三角】这几个劳务输出大市也不想“生”了?长三角的出生率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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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何书瑶 田栋 2022-06-29 06:41
摘要:数据显示,江苏和安徽近三年的出生率下跌幅度十分明显,2017年以来连续数年下跌超过2个千分点。

截至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公布了2021年度的常住人口出生率(以下简称出生率),长三角除了安徽外,上海、浙江、江苏都已公布。

在全国人口出生率整体下滑的趋势下,长三角的人口出生率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背后又有着什么变化?

我们尝试从数据入手进行解答。

三省一市出生率均出现明显下滑

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出生率继2020年首次跌破10‰(8.52‰)后,进一步下降至7.52‰。

而长三角的数据可能更不乐观。

根据最新数据,上海2021年的出生率为4.67‰,江苏2021年的出生率为5.7‰,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浙江在2020年之前的出生率高于全国水平,但2020年常住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全国平均水平,为7.13‰,2021年继续下跌至6.9‰。

目前,安徽尚未公布2021年的出生率,从2020年的水平看,安徽是长三角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从数据看,江苏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在三省一市中最为明显。前些年出生率较高的苏北地区,近几年的下降幅度尤为显著。

徐州、盐城等城市自2017年来出生率下降超过8个千分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盐城、淮安的出生率在2021年分别为4.1‰、5.37‰,均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徐州和宿迁2021年的出生率也仅为7.1‰和6.93‰。

为何江苏的出生率下滑较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人口的底盘没有做大。相对浙江,江苏这几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十分有限,其中2020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不仅与浙江省差距较大,也不及安徽。

如果仔细分析,江苏的人口流动,主要为省内苏北、苏中流向苏南,省内流动达到1335.51万人,占全省流动人口的56%,一定程度的内循环,导致总人口没有太多增长。

而同在长三角的浙江,流入人口来源地分布更广泛,已经成为云贵川等西南省份人才的首选。

另外,苏北、苏中地区的人口还有部分流向上海这座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的前三大流动人口来源地,就包含了盐城、南通这两个江苏城市。

因此,近几年随着苏北地区的出生率下降、苏中地区的出生率低迷,整个江苏的出生率则更加失去了动力。

浙江出生意愿下降

浙江从2017年开始,出生率也持续下滑,2021年的最新出生率数据为6.9‰。数据显示,浙江出生率下降幅度在2020年创下新高,较上一年下跌超3个千分点。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省发改委联合发布的报告《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人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以温州地区为例。温州是浙江的人口大市,也一直是出生率较高的城市。2017年,温州出生率为13.7‰,在浙江省排名第一,但2019年出生率已降至10.6‰。

温州市妇幼保健所曾透露,当地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减少十分明显,其占生育妇女人数比重已由“十二五”期末的31.32%降至2018年6月的24%。

生育意愿较低也是一大原因。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成为育龄妇女不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浙江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第一大原因。

皖北城市女性人口大量外流或成困局

安徽还未公布最新的出生率数据,但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最近因为出生人口的显著下降受到广泛关注。

不久前,安徽官方公布了一组人口数据,直言“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下滑严重。

一般来说,低出生率与经济发展、城镇化率提升是相对应的。但是安徽出生率的下滑还存在更复杂的原因。

比如,阜阳、亳州、宿州、蚌埠等经济相对落后的皖北城市,自2017年以来的出生率下滑是省内最为严重的。阜阳、亳州和宿州均下跌超过3个千分点。

而合肥、芜湖等安徽经济较发达城市和环南京的宣城、马鞍山等城市的出生率,反而是小幅正增长的。

和浙江类似,根据2020年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安徽省的育龄妇女总数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直接因素。

2010年,安徽省的育龄妇女人数为1702.8万人,但到了2020年育龄妇女人数就下降到了1340.2万人。十年间,育龄妇女人数足足下降了362万人。

那么,育龄妇女都去哪儿了呢?

除了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从人口外流的相关数据中,我们发现安徽女性人口外流的比重在这几年上升明显。2017年,安徽全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中,女性占比为42.91%,2018年、2019年则分别达到44.86%和44.05%。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皖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和人均收入都较低,妇女人口的大量外流也就不难理解。

人口增长较快靠政策和产业“引流”

在人口出生率呈现清一色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能否吸纳更多外来人口,就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012年-2021年这十年间,长三角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前三名分别是杭州、苏州和宁波。第四名的合肥常住人口增量与宁波十分接近。从2018年开始,这几座城市凭借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积极的人才引入政策吸纳了大量人口。

出乎意料的是,金华紧跟合肥之后,成为近十年长三角常住人口增长最多的第五座城市。金华对人口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大力度的人才引进政策。

金华的GDP在浙江省仅为中游水平,但是金华的市场主体总数高居全省第二位,高达146.78万户。民营经济创造出的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人口不断流入。

另外,金华的人才政策也十分给力,自2018年开始实施“智选金华”政策,推出购租房补助、津贴补助、大学生礼包、实习补助、子女积分制入学等16项人才扶持项目。

人口增长前十名的城市里,还有江苏省会南京、经济强市无锡、近几年加快融入上海、杭州都市圈的嘉兴。

淮南近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也进入前十,但淮南主要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如2015年六安市寿县划归淮南市管辖,给这座城市带来超100万人口的增加,而十年来淮南的人口增量只有70万,说明淮南的实际人口增量为-30万。

根据当地的人口普查公报,淮南人口总量的下降,主要受到农民工外出、高校毕业生外地就业,以及企业搬迁、产业结构调整等多个因素影响。

长三角近十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中,江苏的盐城常住人口负增长最为显著,近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为-52万,江苏淮安也是负增长较明显的地区,人口增量为-33万。

一方面,盐城、淮安等城市本地的产业规模不够大、缺少头部企业;另一方面这两座城市均在江苏中部偏北,苏南、上海等地的人口虹吸作用更强,导致盐城、淮安难以留住更多人口。

长三角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中,安徽城市数量最多。六安、安庆、淮北等安徽城市近十年常住人口下降数量均在10万以上。缺乏核心产业和新兴产业,同样也是这些城市在人口问题上的痛点。

生育保障、缓解养育压力是各地政府重点

尽管长三角多地的出生率都不容乐观,但各个城市面临的压力还是不一样的。

对于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其他人才吸引力较强的城市来说,青年人口的流入可以缓解人口结构问题。但对于本身吸引力较弱的地区,出生率的下滑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苏北、安徽部分地区,将会面临出生率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并且,这两个地区一直以来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人口问题将不仅仅关乎地区自身的发展,也会掣肘长三角整个地区的发展动力。

目前,江苏、安徽都在加快落地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包括将三孩生育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开设三孩生育咨询门诊等

针对家庭养育压力大、成本高的问题,江苏和安徽省都在推进增加普惠托育机构,完善社区托育服务。

2020年、2021年,江苏省连续两年将新增普惠托育机构80家列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安徽计划今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00所。

江苏省政府规定各地学前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水平不低于6000 元,并从2020年起把公办园和普惠民办园的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从300元提高至650元。

除此以外,《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提出延长女方产假90天、增加男方护理假10天、以及给予父母双方10天育儿假等保障措施。

但这些生育新政的效果如何,说到底还要落实为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如何解决“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依然是长三角各地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栏目主编:尤莼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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