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中国的春节还有十几天，雪季姗姗来迟，元旦以后，皑皑白雪进进退退，直到中旬，终于一鼓作气，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有时还夹着狂风，撩起一层层雪白的幕布，把人团团围住。车在雪地里滚动，时不时打滑。铲雪后的停车场赶不上雪花下降的速度，一脚踩下去，淹没了我的鞋面。

美国的春节本来就不是假期，疫情中更是冷冷清清，年味大部分在记忆里。要不是住在西雅图的儿子媳妇要来，我们的春节将过得非常简单，也许一个火锅或者几个热炒就打发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听说有个上海厨师被请到一家餐馆做年菜。上海厨师！做年菜？两个短句，莫名其妙地搅浑了我这个上海人心中的一潭静水。

即刻打电话给老板：你们做哪些上海年菜？她是福建人，对上海菜不太熟悉，说师傅还没有来，要等几天。我有点等不及，有点要豁出去的冲动。这种焦虑与吃和过年似乎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突然在人群中碰到一个中国人，听见一句中国话，想要拉他到一边说几句国语那样的亲切。

这里没有上海餐馆，非但没有，很多上海年菜连影子都看不见。我迫不及待地把上海年菜逐一报给她。老板竟然十分投入地与我在网上讨论起来。她说，有的可以做，有的可能原料买不到。不过，她说，儿子要去西雅图，叫他在中国城买，带回斯波坎。

我告诉她，在我们这个地方最难做的上海年菜叫“腌笃鲜”。这个菜需要咸肉、鲜肉、百叶、竹笋，除了鲜肉，其他食材都没有。过几天，她在电话里说，自己腌制的咸肉已经好了，上海厨师今天到，你过来吧！

印象中，厨师常常是个头不高、腰围不小，闷头干活，比较沉默的样子。上海厨师出乎意料，高大伟岸，谈笑风生。我到餐馆时，他掌控的几个菜已经在炉灶上了。一个是咸肉和猪爪正在大锅里熬汤，一个红烧肉正要出锅，米饭也快好了。同时，他一直在处理红石斑鱼，又切片又切块。他说，这些都做上海菜。

老板说，你昨天介绍了另一家餐馆出售的路易斯安那运来的新鲜青螃蟹，今天一早我去买了。她打开一个塑料容器的盖子，让我看里面的螃蟹，青蓝色的蟹壳闪烁银光，蟹爪横行霸道，生龙活虎。

我对上海厨师说，螃蟹炒年糕是上海特色菜，很多年没有吃了。他说，今天做螃蟹八宝饭。你以前在上海吃过吗？没有啊，我说。家父曾经在上海烹饪协会工作，经常跟我们说厨师比赛的故事，但没听说过螃蟹八宝饭。再说，离我们这里不远的西雅图和温哥华，中国餐馆俯拾皆是，也没有见过螃蟹八宝饭。

上海厨师说，螃蟹炒年糕是家常菜，螃蟹八宝饭才是高档上海菜。高档菜很费人工，没什么利润，一般餐馆不敢做。厨师越说兴致越高，从上海著名的饭店酒家说到祖传食谱，从走油蹄胖、醉鸡酱鸭、四喜烤麸说到荠菜馄饨、豆干凉拌马兰头，从阳春面说到葱油饼等等，接着把他的背景都抖搂出来了：二十多岁在饮食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当厨师，烧了几十年的上海菜，到美国后也在厨房谋生，却把老本行放下了。

“你做什么？”我好奇地问。他说：“开餐馆啊，都是快餐。”我说：“你有自己的餐馆，为什么到这里来？”他看了一眼老板，笑着说：“因为她想了解上海菜。”

螃蟹八宝饭真的很费工夫，蒸熟的大米饭要用红烧肉的卤汁加上各种肉馅、香菇、大蒜、姜末等调料拌入，然后，打开螃蟹壳，去除里面不可食的器官和泥沙，扣在米饭上再进蒸笼，蒸到螃蟹的鲜汁渗入米饭。我尝了一小匙，用上海人的表述：鲜美得眉毛都不见了。

我们交谈甚欢。厨师炸鱼片，再炸去了鱼肉带着头的鱼骨架，然后放在盆中央。他说，这样有立体感。脆香的鱼片铺在骨架两边，淋上他自制的鱼香汁。我拍案叫绝：全鱼！用这样的方式展示鱼的完整性，恐怕老外也不会皱眉拒绝。做完这道菜，他切笋块和油豆腐，倒入那个煮着咸肉和猪爪的大锅。这锅汤已经煮了两个小时。

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汤是为你做的。”为我做的？我怔住了。“你最想念的就是腌笃鲜，对不对？”“是的，是的”，我说，泪水在眼眶里打滚：“不敢当，不敢当。”我失去了语言，不知如何感激。

老板说，这是一个试验，用了一些替代品，百叶结还在路上，如果能买到新鲜的竹笋则更完美，请你尝尝是否像腌笃鲜的味道？我先闻了闻，闻到了竹笋的幽幽清香，还尝了尝入口即化的咸肉。我平时不太爱吃的猪爪，比用酒糟炖烂的还要美味。上海师傅说，以后可用不再下蛋的老母鸡代替猪爪，加上百叶结，就是正宗的上海腌笃鲜了。

当天晚上，我把这三个菜贴在斯波坎华人协会的微信群中，马上有人订货了。作为上海人，我无比激动。来美三十多年，第一次收获了春节的上海年味，一道一道传统菜犹如春天的阳光划破了寒冷与病毒的包围，让人喜出望外地奔向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