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爱情神话》的观众，恐怕首先会被它的全沪语台词给吸引住，但也因此被局限住。你为什么会喜欢它？“因为它太好玩了，对白太精彩了，演员演得太好了，沪语太有味道了，上海太吸引人了。”回答大抵如此。但这显然是不够的。

沪语，上海话，并不天生被喜欢。方言必须与可爱的人物和可爱的文化结合起来才吸引人，否则会成为艺术的负累。换言之，你喜欢《爱情神话》首先是因为喜欢上了影片中的人物和城市，才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这种方言，而不是相反。

塑造了“可爱的上海人”

那么，老白、老乌、李小姐、格洛瑞亚和蓓蓓，这两男三女组成的“上海中年队”为什么让你不仅不讨厌，反倒喜欢上了呢？他们又是如何让你喜欢上了上海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五人组才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心目中共同的典型上海人。他们的特征是中年又中产。作为中年，意味着他们在上海出生长大，以上海话为母语，浸润在上海文化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是正宗的上海土著。作为中产的他们，不是少数商界精英或者祖上曾经显赫的老克勒，也不是曾住工人新村如今搬迁到远郊新居的人群。上海是个有着2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包容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有不同的阶层和群落，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并代表了上海的一个侧面。但要说哪个群落哪种文化最具上海性，不管是主体眼光还是他者眼光所公认的，应该就是电影中这五位中年男女所代表的群落和文化。

他们身上呈现了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呢？我们从徐峥饰演的老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有艺术细胞（在自己家里办成人绘画班）、会“买汏烧”（做得一手好菜并热衷于此）、对女人温柔体贴的上海好男人。故事的主线是老白对离婚女性李小姐的追求，老白总是小心翼翼、进退有据，既未轻易放弃，也从不强人所难，体现出的是对女性的尊重。老乌是老白的邻居和伙伴，虽然两个人有插科打趣、有激烈的争吵，但我们看到的是他对朋友的关心、鼓励和帮助，以及他对浪漫爱情的缅怀和想象。

李小姐、格洛瑞亚和蓓蓓是三个大龄单身女性，她们过得都谈不上如意，特别是在感情和婚姻上可以说都是失败者，但是她们保持着自尊和体面，以自己的经济独立支撑着人格独立。面对男性，她们不依赖、也不伤害，不会随便占人便宜（李小姐就拒绝了老白借房子给她住的好意，格洛瑞亚甚至因为与老白的酒后亲密打钱给老白）。这群女人不仅不欠男人的，甚至还力所能及地给老白帮助。他们在男女之间保持着自尊和独立。在同性之间呢？看上去三个女人围绕老白，有点“竞争对手”的味道，结果却是女人们成为朋友，没有像类型剧里的情敌那样斗个你死我活，这里奉行的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样的女性，能不让人觉得可爱吗？

影片中的五位男女主人公，都不是什么顺风顺水的成功人士，但是他们既没有怨天尤人、愁眉苦脸，也没有挖空心思钩心斗角。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在感情的道路上寻觅，也会到探戈舞厅、KTV和朋友家里给自己找乐。他们不大喜大悲，也不颓丧，在保持自我独立和体面的同时，给对方留下余地，呈现出成熟的中年人特有的平静与淡然。正是他们身上体现的这些可爱特质，才能让观众突破方言阻隔，代入人物、认同人物、喜欢上人物，并喜欢上他们所代表的上海文化和方言。

塑造了“可爱的上海街区”

《爱情神话》是一部完全在上海取景的上海人的故事。关于上海文化，观众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国际化，李小姐离婚的男人是个英国人，女儿玛雅是个混血儿，但她上海话说得比英文好；老乌心心念念的爱情传奇是认识了意大利女明星索菲亚·罗兰；连路边修鞋子的小皮匠都有coffee time，随口能飙英文、讨论哲学。但洋气只是这部电影的表面，电影的肌理则是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爱情神话》不是一部职场剧，没有呈现任何写字楼空间。事实上全国大中城市的写字楼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写字楼里的职场剧不具备任何地域文化属性。《爱情神话》的故事发生在家庭和社区，是一部生活流的影片。

我们跟着主人公看到了有百年历史的上海梧桐街区，这里没有冷冰冰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有的是临街的咖啡馆、果茶店、临期食品商店、小菜场，甚至还保留着修鞋的摊位。就在这些烟火气中隐藏着上演先锋剧的话剧中心、时尚的图书馆和画廊。主人公要么步行，要么骑着自行车，可以坐在咖啡馆室外的凳子上喝杯咖啡，也可以带着孩子在里面写写作业。邻里之间、朋友之间拎上一瓶红酒、拿上一盘牛肉就可以凑到一起聚聚餐、吹吹牛、看看电影，恋人未必做得成，但不妨碍托你帮我带带孩子。彼此之间既适度保持距离，又有适度的关怀。“这里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样彼此自律不添麻烦、“拎得清”的上海，能不可爱吗？

平视的眼光颇“友好”

许多人惊讶这样一部上海味道纯正的电影出自一个山西籍的90后女导演之手。其实导演邵艺辉并非与上海无关，在上海已经居住了六年的她已经是标准意义上的新上海人。她多次在访谈中说自己对上海并不是迷恋的，而是平视的，其实恰恰是以新上海人有距离的平视，才拍出了这部对上海文化友好也深具传播力的电影。

我们可以想象，纯正的上海创作者对自己的城市文化可能是无条件热爱的，但过分自我欣赏的作品很难获得其他文化区观众的认可。而以外来者的视角看上海，无论是仰视还是俯视，都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以同情和欣赏的眼光塑造人物，观照城市的街区。电影编导虽然是一个“外地人”，但从镜头语言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进入了老上海人的客厅、融入了上海话的圈子，摄影机与人物之间是亲近和友好的。

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这部影片所体现的友好融洽氛围，正是这些年来上海城市文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反映。经过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上海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上海人超过了常住人口的一半，上海的政策、舆论氛围、文化气质，从而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上海正在变得越来越具包容性，“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正在从提倡的口号变成实际。这应该是作为创作者的邵艺辉所感受到并传递出来的，也是被上海观众和全国观众借由接受这部电影所确认的事实。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