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矮个子的女人，生下一个高大的儿子。这不奇怪，因为孩子的父亲是个更高大的人。在我们当年居住的大院里，这是一道有趣的风景。

有篇小说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因小说中描写的景象在生活中出现的概率低，加之奇异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语言，激起了许多读者的好奇心。现实生活中，多的是“高男人和他的矮妻子”。不过，我们大院里这一对高矮差距很大，两个人走在一起，男人俯视和女人仰视的角度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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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旁人一致觉得，他们是恩爱的一对，外出时会有互相攥紧手指的动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的儿女已经成人，这样的动作在那个年代有些扎眼。院子里也有传说，高大男人是资本家的少爷，矮小妻子最初是这家人的小佣，时间长了，两人渐生情愫。家中自然坚决反对，但少爷态度决绝，最终和家中断绝来往，携小佣出走。而他们的爱情结晶，是三个高矮参差的儿女。其中，1954年生的德培，和同一年生的我，成了同一所中学的同班同学。

德培的好身材源于他父亲，白皙的好面容则遗传自他母亲。他有一双微凸的亮目和曲线优美的薄唇，缺点是扛在阔肩上的头，明显向左倾斜而且总是微微昂起。当然，那也可能出于一种睥睨他人的傲慢，一旦成为习惯姿势，总是会引来不少负面评价。

我和德培住在同一座大院的前后楼。他在前幢楼的三楼，我在后幢楼的二楼。有时，他会从三楼的北窗俯视一下我家。而我在后楼的南窗，也会仰视他家的窗，看有没有他的身影。有时候，我们互望的眼光正好有了交集，一瞬间，触电般一闪，刹那间又避开。

我们中学在一个班，居家又在可视范围内，但彼此之间颇少言语，有点“道不同不相为谋”。

新华社图

那年学农，去奉贤庄行乡下，我俩分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队。我听说，他和班里的班花好了。在弯曲的小河边，在白云般铺展的棉花地，他用美妙的口琴声掳获了她的芳心。我心里有过一丝酸意，以至于不久后传来他俩掐断情丝的消息时，我幸灾乐祸了好几天。

那个年代，我们书读得不多。我是想读而无书可读。但他似乎不爱读书。我代表班里的一小群人，他则代表班里的大多数人。为此，我们甚至有点互相轻视乃至歧视。我们没有发生过冲突，但彼此的眼神对望仿佛都面对着空气。我高傲吗？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眼里，德培是高傲的，在教室或大院里，他如果与我近距离相遇，那向左倾斜的头几乎就要昂向天际。他话语不多，即使开口，也是短语冷言，却总有一帮同学环绕在他周围。不得不承认，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凝聚力、号召力。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班教室门口围了一群外班的学生，闹哄哄地要进来挑衅本班一名同学。德培使了一个眼色，班里40多人中的一大半男孩便整肃哗起，德培领先，齐吼一声。外班一干人等瞬间散开，被护住的同学感激涕零。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中学毕业。德培与我一般命运，因上面的阿姐在外地务农，得以分配到近郊的老闵行工厂工作。他在造船厂，我在轴承厂，他是电工，我是锻工。两年后出师，我先骑上一辆28英寸自行车，他竟然在几年后直接升级骑上一辆摩托车，还戴一顶红蓝相间的头盔，轰隆轰隆，在院里昂首挺胸地进进出出。

不料一桩惨事发生：在上班的沪闵路一处桥段，骑摩托车的他与机动车猛烈相撞。倘无头盔保护，他肯定命已归西。他腿、脚、腰、肩几处粉碎性骨折。有人说他要终身残疾，有人说他要从此缠绵卧榻。作为同学兼邻居，我约几个同学一起上门探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他家三楼的水泥阶梯，第一次走进他家陌生的门，第一次从他家的北窗望到对面我家的南窗。德培见我时无语，也无法言语。他的脸伤骇人，双目肿胀，薄唇变成难看的歪胖唇，额头也被一层层纱布缠绕。我不知道这探视让他感激还是憎恶，只见他还是歪着头，不看来人，努力向上斜视家中的天花板，显示出一种有距离感的倔强。

那天我出门，德培的母亲一把拉住我的手，说：“这辆摩托，是从他阿爸同事那里借来的。借车理由有一条：你们没看到啊，对面阿宪（我小名）骑上铮亮的自行车，在沪闵路上荡马路啦。”

现在回想，那次探望德培的日子，距今超过40年。后来我得知他居家静养好几年，也得知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振翅一飞落脚东瀛，在他乡吃了许多苦，还生了一次大病，回沪后叽里呱啦能讲一口日语。再之后，我们都搬离旧居。现在的旧居地，早拆除新建为几幢高耸现代的办公大楼。

这次我去德培的新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高层小区。德培母亲已届米寿，但皱纹细密的脸依然白净，耳聪则目力差，记忆力依然很好。她落了泪，为我40多年后的突然造访。“真想不到。”她讲起德培的姓名和我的姓名，“你名字里有个‘宪’，德培原来的名字叫‘德宪’，是我起的，后来被他阿爸换掉了，讲那年起名‘宪’的人多，会叫重复。”

设想如果德培叫“德宪”，我们会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吗？不知道。中学毕业后我进工厂，清晰地记得同年入厂的小青工里，竟有另外三个男生的名字里有“宪”：赵定宪，王朝宪，王宪清。宪法一出世清明，这就在说明，诞生于1954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广受拥戴，许多人直接让出生的孩子取这个名字留作纪念。我和这几个叫“宪”的人不在同一个车间，这么多年过去，却能牢记他们的名字。

德培母亲跟我谈往事，讲德培，讲我，讲我们约20年邻里之间的丝丝缕缕。“德培也很在乎你。”她说，“德培讲，你很高傲。还讲，你有理由高傲。”

从德培的眼睛望过来，少年的我闷头行走目不斜视，也算一种目中无人（其实我那时有一种自卑）。目中无人或许是我喜好读书，平时不留意人。恢复高考后，我从工厂考进大学。进大学后，我更没用正眼觑过德培。那年，他已从车祸中恢复，用德培母亲的话说，“他的眼睛望到了天上”。他年过三十，依然冲动地飞往东瀛“赌一把人生”——是“变化的社会和生活刺激了他”。

对德培母亲有画面感的细述，我也开始反省自己，似有若无。但有件事，我是记起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德培大病一场后康复，从东瀛归来，在上海一家制衣日企呼风唤雨，便想到宴请一众中学里的要好同学。兴冲冲地来邀我出席的，不是他本人，而是班里和他一直往来密切且很崇拜他的同学。那同学还对我说：“德培托我找了你很久。”闻听此言，我内心抵抗起他的“摆阔露富”，故一口婉拒。

我现在方知晓，我跟德培，中学同窗，相邻咫尺，彼此看似无视，其实互相在乎彼此。在内心深处，彼此一直在遥感互望着对方。

那日我上门，欲对那个初名“德宪”的德培敞开心扉，我想与他互述走过的似不同又很相同的人生负重历程，检视各自曾因无端的高傲生出的可笑的偏见。可惜，我倾诉的对象已经不在了——前不久，他突然旧疾凶猛复发，一发而致远行。

我们是有缘的人，又是无缘的人。我们同庚，1954年生人，名字里差一点共同拥有一个“宪”字。我们在人生最好的年龄里有过虚度，也在无言的互望中将彼此视为奋斗的参照物，我们熟悉而陌生，在同时代的岁月里，错失一次次彼此的诉说与倾听，以及心的靠近。

今斯言，以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