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是个妙人。那晚小醉，他秘而有宣，说今有三大诗人，贺敬之、郭小川，还有就是他高蕴生。我说前两位大名如雷，缘悭一面。前辈是大名希声，有缘得见，大幸！于是各尽一杯。匆匆那年，不知高前辈今可安好？芝麟与巴老熟。这书他写巴老部分，我写孩子部分。我和他文笔彼此了解，各自写去，合在一处，竟然如一人所作。
巴金手稿。蒋迪雯 摄
上述这些文字，老同学祥宏看到了，告诉我说，高在此五年后去世了，享年六十岁。金声也给了我电话，说书里提到的巴老两封回信，他亲眼见过，还发给我原信的图片。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见过巴老。一些年后，“朝花”副刊五千期了，我随芝麟、沈扬、锦根一起拜访巴老。巴老不擅言谈。不多的话，说到了他和“朝花”的一些关联。回来后，我凭记忆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排了铅字，打印了一份，送他过目。这就是后来刊在“朝花”五千期纪念版上、署名“巴金”的文章《我的祝贺》。
1986年4月3日解放日报“朝花”版上的《我的祝贺》。本报资料
前年吧，去上图看学生陈颖。她说湖南路转角的一家网红店，冰激凌好吃。我们散步过去了，不想就近是巴金故居。我第二次走进那个院子，伫立良久。转眼二十多年，阶前芳草依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受命创办“文博”版，并撰写“文博断想”专栏。几年后，教育出版社陆晓波联系上我，要我出一本《文博断想》集子。晓波是陆一飞公子，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提醒他“文博”版有好些好作者和好文章，提议出一套《文博》丛书。出版社很快答应了，指定我做主编。丛书共六本。作者分别是刘旦宅、江宏、蔡国声、潘亦孚、高阿申和我。刘不世出，江是名士，见识和文笔自然林壑高远。蔡学徒时就接触文玩，他写文章，习惯把笔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令人惊奇。亦孚是温州人，家在鹿城城郊的雪山上。据说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是在他家开笔的。他流连书画，文章也写得好。阿申当时还在东台路古玩街设摊。他写瓷器研究文章，每个字都自我较劲。我旁观他多时，知道他是个有雄心的人。书籍设计和书名题写，是刘公子天暐。他喜欢裴将军碑，字写得大气。
教育出版社讲究用词规范。我有几个用词，编审感觉有些麻烦。我解释说，文言文里有的文辞，白话文似该接纳。结果很有幸，编审对我网开一面。
作者在上观读书会上谈“诗和今天的我们”。邵剑平 摄
这套丛书，当时是晓波花了十几个日夜，手工一页页贴出来排版的。有错的地方，还得逐字逐条剪刻下来，重新拼接。
见到新书那晚，出版社薛培华、晓波，还有江宏、天暐和我，约了个地方飙歌。年龄相仿，又投缘，一时间说的比唱的好得太多，蛮疯的。窗外复兴公园夜凉如水。培华喝醉了，握拳连连捶我的膝盖，不停地说，我俩是好友。天暐素来重礼节。那天他紧抓酒瓶不放，只管自斟自饮。想来他是更醉了。隔天，阿申请大家吃饺子。天暐代表他父亲出席，早早来到了高家。阿申心直口快，即席举杯对天暐说，今天主要是请你的。引得满堂大笑。
当时都不知道，丛书中刘旦宅所写的，是他平生唯一一本艺术笔记。这套丛书的分量，原来很重。
世纪之交，刘旦宅策划出一本《海派五十家》。书中五十篇千字文，请徐建融、卢辅圣、江宏、毛时安和周阳高等，各家挑选撰写。后来，定了我写序，我成了主编。我在序言里，说了个想法：《海派五十家》中的“五十”，不是序数，而是一个数。面对艺术和历史，所有的人群必然瓦解，所有的帮衬都是挽歌，只剩下孤独的个人，去争夺光荣。
书中的千字文，有两篇我写了篆刻家。一篇写陈巨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中国画院见过他。他个子小，一双脚也小，可头颅硕大，见了难忘。一篇写吴子建。我和他苦无交集，挡不住刘旦宅先生激情劝说，也写了。去年，我学生启程结识了子建，又在网上无意翻到我的那篇旧文。感觉有缘。特地安排了我和子建的初见。至此，旧文存世，已二十年。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是晓波。书籍设计做得也好。内页有乌丝栏的感觉，繁体字，配上书画印佳作，厚重大气，自是天暐做派。
还有一本《惊艳：陈诗张画》，是张桂铭和我合著的。张和我都肖兔，张比我大一轮。我三十几岁时，在画院和他初识，互有眼缘。他说要送我一张画，我立刻感谢。曹用平在一旁笑着对我说，我会看好桂铭，让他尽快画出来。
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的张桂铭在与书画界、摄影界人士交流书艺及创作心得。本报资料照片
我五十几岁时，那天在张家。张问我：“是否愿意合著一本书，我的画，你的诗？”我感觉意外，说，“先生抬举我了。”他含笑说，“是我一个心愿。”又说，“你答应了，就忙你的吧。接下来出版的事，我来安排。”
我们拟了书名。想到“惊艳”二字。他一时沉思不语。之后他说，“艳”字是他女儿的名字，是否会“惊”了她？我说，哪会？只会让她“惊喜”。他笑了。我说再加上“张画陈诗”四字。他说好，不过要换个次序，“陈诗张画”。我说，“先生是长者，该在前面。”他说，“‘诗’一定是要放在‘画’前面的。”
他作五十多张画，我写五十多首诗。原先说，看一张画，写一首诗。后来发觉，他所有的画，放在一起，像是一张大画。我的诗好像也这样。饱览了他的画，我用朵云轩的陈年花笺书录我的诗，竭力想配上他的画。
作为书的序言，我们合作了一张画。他画，我题诗。我提议由我先题，然后他画。果然，效果很好。这张合作的画，他让我留着。我问他，“我的诗笺，可喜欢？”他说，“当然喜欢。”我就把全部诗笺裱了单片，集成一盒，请他保存了。
那天在印刷厂校色。出门时，他突然说了句：“我的画能配诗，以后谁也不要说我画的不是中国画了。”那音容笑貌，忘不了。
一直有人说张是“中国的米罗”。其实，米罗是到了日本，见到了浮世绘，才变成我们熟知的米罗的。而日本的浮世绘源于中国。这么算来，米罗的画，好比是中国画的孙儿辈。这个道理，大画家都懂。黄永玉和石虎，都和我提起张，吴冠中也写文章夸奖张。而这三人，都和张没交往。张是中国画家。他天赋的色彩和空间感并世少见。
张桂铭作品
张请袁银昌作书籍设计。银昌也是别致的人。譬如封面上“惊艳”二字，应他的要求，我写了个“惊”，张写了个“艳”，猛然放到了一起，好别致。这本书，很快由祝君波当时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了。
还得说到安朴。那年，他退休前做了一件事，是促成《解放日报》“彩色画刊”版用整版图文介绍《惊艳：陈诗张画》。这份荣光，对于张是瓜熟蒂落，对于我是极意外的。
解放日报“彩色画刊”版刊登的《惊艳：陈诗张画》（部分）。资料照片
我和张最后一面，是在从嘉兴回上海的车上。在此前几天，我说他的画有三个特点。一是每张画都不一样，二是每张画都像是局部，三是每张画看了都记不清。他说他因此想了几天，他问我，“是说我的画好，还是不好？”我说，“是说好。”
之后没多少天，张去世了。追悼会上，播放了我学生双强几年前做的一个视频，是我写张的一篇旧文，题为“艳色天下重”。
屈指算来，是《惊艳：陈诗张画》出版七年之后，他去世的。到今年，是又一个七年了。
我也说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