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3年，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新的加速期，也进入了破解更深层次合作难题的关键期。

从数据上看，经过3年发展，目前长三角在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作用越发凸显。2020年三省一市GDP占全国的比例提高到24.09%，较2018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例也由34.4%提高到36.8%。在全国创新体系地位增强，专利授权量由2018年的76.38万件增长到2020年的115.05万件，占全国的比重由31.21%提高到31.62%。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们看到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发展水平、质量与世界级城市群地位不相称，创新能力差距更大。长三角人均GDP按2020年全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6万美元，在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中排最低。从地均GDP看，长三角每平方公里产出接近1000万美元，不足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1/10，也远低于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和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而发达国家达到40%。

再比如，各扬所长的分工特色不明晰，对一体化内涵理解仍需深入。在各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铺天盖地，跟风现象严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均为各地发展的重点，相似度非常高。

目前，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进入“啃骨头”攻坚期，利益深水区改革难度大。交通、旅游、产业等利益共享的合作推进相对容易，但是对于水资源共享和上下游环境联防联治等合作推进难度则较大。尽管各省市都出台了生态补偿的相关文件，但以政府主导、双边协商的跨区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现实中协商沟通依然不够顺畅。第三方沟通协商平台和运作手段单一，缺乏生态产品购买、水权排污权交易、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联合投入等市场化方式。

针对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照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及差异化、高效率、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科学内涵，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着眼于一盘棋统筹谋划，各扬所长优化功能分工。

上海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着力提升上海大都市的综合经济实力、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贸易枢纽功能、航运高端服务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把自身资源配置功能和集成商的服务能力做强，加快金融市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开放，率先培育衔接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制度构建能力，同时把城市管理规则和经验模式总结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培养中心城市功能和要素外溢的承接土壤。江苏发挥制造业、科教、开放等优势，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南京江北新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浙江发挥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民营经济等优势，以大湾区、大通道、大花园、大都市区建设，成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对外开放枢纽、绿色发展新标杆。安徽发挥创新经济、制造特色、生态资源、广阔腹地等优势，推动皖江城市带发展、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绿色发展样板区。

二、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协同组织产业链、创新链。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的科技布局首先要瞄准关乎人类健康、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要提升知识发现和基础研究能力，在“从0到1”和突破“无人区”的原创研究中作出更大贡献。同时，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造产业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突破“卡脖子”技术等。

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分工，防止各自为政发展，区域一体谋划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应用技术研发—产品中试产业化—产品市场化的产业创新链，引导各城市找准自身定位和适宜发展环节，推动专业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为此，建议各省市产业管理部门或链主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组建面向市场的区域产业链促进机构，开展面向行业的优势产业链升级的总体设计及引导政策体系制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城市商会和市场联盟等平台的作用，建立企业科技供给侧和需求侧信息交流发布平台，鼓励技术关联企业的产品调整补链，加快形成区域供应链的内循环。

三、率先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培育绿色创新新动能。

制定分地区分类型的生态管控及服务功能提升政策，鼓励生态资产核查核算和生态产品生产，探索不同生态产品应用场景及其价值实现路径机制，在生态保护区鼓励促进原生性生物多样性发展的研究和行为，在农业发展区有效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化，在城镇化地区鼓励和奖励企业参与城市河湖水质改善和微生态环境改善，提升空间资产和价值。

此外，还应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成果共享，并深化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协调机制。

（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