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识

20世纪50年代，我刚进翻译片组不久后，领导就让我做译制片导演了。赵慎之跟我说：“你看，有的老导演还在搞‘小猫小狗’（指动画片），你就搞故事片了。你还这么年轻。”她是为我高兴。那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赵慎之的话，让我有了思想准备。

果然，一次录音时，有一位演员故意把一句台词说得很轻，明显表达出他想挑动我和他吵架。我赶紧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发火。我平静地说：“你说得太轻了。”他又不适当地说得很响，我微笑着说：“这回又太响了。”这样一来，他倒觉得自己有失分寸了。

苏秀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于是，顺利地录完了这部戏。

通过这事，因为我的大度，他对我有了好感；而我，一向欣赏他高超的表演技巧。此后，在长达三十年的工作中，我们彼此信任，合作默契。我执导的多部译制片中，他参演了许多角色。

小蔡封我“一号种子”

我可能因为有家族遗传史，1958年下乡劳动时，因感冒诱发了哮喘。有任务时我倒没事，往往工作一结束我就会发病，要同事送我去医院挂急诊。

1986年，我们的一位老导演时汉威先生过世了。有一天，我去食堂买饭，刚一进门，放映组的小蔡便高声喊道：“这才是一号种子，阎王爷抓错人了。”听到的人，一阵哄笑。那时候，我们厂就像个大家庭，同事之间亲如兄弟姐妹。这也说明他跟我关系不错，否则哪敢开这样的玩笑！

他虽然“咒”我是“第一个去见阎王爷的”，但是，他也夸我戏配得好。他说：“路珊（上影演员剧团老演员）配的《孤星血泪》（黑白版）中的哈维夏姆小姐，要看着画面才觉得她的话阴森森的。你配的哈维夏姆（彩色版），不看画面也觉得阴森森的。”

海报

当年，我们厂的风气，从厂长陈叙一开始，就很少有人当面说，谁的戏配得好。因此，他的话，我记到现在。

“那老太婆可凶了”我们剪接组有一位名人家属，大家亲切地叫她“蕙蕙”，她是著名作曲家王云阶的夫人，也是电影《三毛流浪记》三毛扮演者王隆基的母亲。她人极其聪明，却表现得大大咧咧，口无遮拦。她第一次跟我合作时就说：“人家告诉我，跟苏秀合作，你得小心点，那老太婆可凶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是吗？那你就多加小心吧。”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们吵过架。他们之间谈话，也包括对我，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也从不会对人恶语相向。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说我凶呢？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进厂后直奔厂长室。因为我知道，今天香港导演张鑫炎要来我厂为《少林寺》作后期配音，厂里指定我协助他工作。我一进门，陈厂长就拿眼“剜”着我低声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我抬起手腕看看表，刚想说“我还提前两分钟呢……”一眼看到张鑫炎坐在那里，就感到我确实来得太晚了，他是客人，理应我早来等他。

厂里规定早上八点上班。但我担任导演的影片录音时，要求参加这部片子的录音师﹑剪接师﹑放映员都必须七点三刻到厂，先把机器和片子检查一遍，有什么问题要立刻解决，不能耽搁录音时间。在这个班次有主场戏的配音演员，更必须提前到场，让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工作状态。我自己也一定会早早来到录音棚，八点钟铃声一响，立刻开始工作。张鑫炎把这评价为，“上译厂是日本效率”。我工作三十多年里，还真从来没见有人迟到过。

我的“理发师”

我的头发又细又软，就是再高明的理发师也很难做出漂亮的发型来。在万航渡路618号大院时，门卫室后面有间小屋，工会请来个剃头师傅，不收他房租和水电费。所以，无论男女，剪一个头只要一毛五分钱。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他那里剪头发。

1976年，我们厂搬到永嘉路，这项福利便没了。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部恢复给各类电影颁奖的传统。有一年，上译厂两部影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和《追捕》获得“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是我担任译制导演的，《追捕》是毕克主配的，于是就由我们两人作为代表去北京领奖了。大家说：“要去北京了，去做个头发吧，把自己收拾得精神点。”做了头发是比平时显得有型。但是坐了两个多小时飞机，下了飞机，风一吹，那好看的发型便也被风吹走了。从此，我就再也不去理发店了。

刘惠英说：“以后我给你剪吧。”她是我们录音组的话筒员，此后，她就成了我的专职“理发师”。

那时，我们老厂还在用磁带录音。大家共用一个话筒，谁说话就对准谁，同时还要顾及画面上说话人的远近景。话筒员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他们得记住每个演员说话的顺序、台词的长短……我看到刘惠英身旁，放了一个乐谱架子，上面放了一本翻开的剧本，上面画满了各种记号，原来是她做的准备工作。这使我深感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很重要。

也许是我对他们工作的重视，拉近了我俩之间的关系。刘惠英知道我不会烧菜，她烧了别样的小菜，会夹一筷子到我碗里……

我的同事们，我可爱的兄弟姐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

苏秀照片               董天晔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