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8月30日，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的湖州率先提出建设“无差别城乡”，这一城乡共治模式可概括为“一心、两山、三感、四治、五化”，即以共同富裕为核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提升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合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推进居民收入均衡化、宜居环境高品质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配置高效化和数智进程同步化。城乡共治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厘清共同富裕和城乡共治的逻辑关系，探索在新征程上实现共同富裕的城乡共治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共同富裕与城乡共治的逻辑关系

共同富裕是城乡共治的价值遵循。共同富裕是9亿城镇居民和5亿乡村居民共同的追求，是“城乡居民协力共富”，主体是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由全体人民共建，发展成果才能由全体人民共享。城乡居民只有形成有机的共同体，使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社会氛围，才能共享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共同富裕强调“城乡发展有序共富”。共同富裕既不是终点也不是幻想，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要遵循规律、积极有为，避免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又要立足实际、循序渐进，分阶段、因地制宜促进共同富裕。近百年来，城乡关系从“以乡促城”到“以城带乡”再到“城乡统筹”，并向“城乡融合”发展。各区域、地方城乡发展水平不一样，可以探索具有区域和地方特色的共同富裕模式，但城乡共治是迈向共同富裕的一般路径。

共同富裕注重“城乡地域多维共富”。共同富裕既包括城乡人居环境的宜居宜业宜游，也包括城乡社会服务的普及普惠；既是城乡居民物质生活上的改善，也是城乡居民思想文化上的富足。共同富裕是城市和乡村共同的目标，通过城乡空间共生、产业共促、社会共联和文明共识的结合，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城乡共治是共同富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识到消除城乡差别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只有城乡融合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通过城乡共治的战略思路，全面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使社会更加平等和稳定，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城乡消费比持续下降，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实现共同富裕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城乡共治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并形成共产主义联合体。这提示我们，应将城乡产业、空间、社会联合进行改造。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来看，无论是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及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等顶层设计，都使农业机械化和工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也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全面转型，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基础。

城乡共治将塑造城乡联动可持续发展的新态势。马克思认为，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存在，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新时代的城乡共治旨在打破旧的城乡边界，消除城乡隔离的制度藩篱，整合城乡社会空间，解放城乡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束缚。通过乡村振兴保障农产品供应，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乡村土地经营规模，为农业现代化筑牢根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耦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迈向共同富裕的城乡共治路径

围绕共同富裕有很多事情可做，缩小城乡差距至关重要。中国当前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仍旧突出，近年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消费比仍在2以上，2020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7%。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议题是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在主体权益、业态结构、功能布局等方面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第一，建立城乡主体权益保障制度。激活城乡居民需求，塑造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城乡建设必须服务于城乡居民的居住、就业、消费、休闲等需求。一方面要营造符合地域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风貌的生活环境和氛围，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要着力建设服务于居民的“治联网”，形成居民参与地方生活的平台载体，推进城乡居民需求高效汇总、精准分流、优质响应，推动居民在参与和沟通中凝聚地方新共识，形成以地方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创新城乡制度供给，围绕居民新需求，大力改革城乡行政、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制度，实现发展机会均等化。以地方文化基底、基础设施通达性、社会空间属性为标准设置地方区划，将城乡社区融合度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全面推动居民“户籍—权责”改革，强化户籍作为公民行使治理权利的保障和承担社会义务的根据。着力推进城乡土地“功能—权属”改革，形成居民多维需求与土地多源供给的灵活组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品质化，依托智能技术，织好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互通互联的网络。

第二，形成城乡发展动态平衡体制。把握城乡演化总体规律，统筹各地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以新发展理念整体谋划城乡发展的国土空间。一是正确认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的国情，以城市反哺乡村和高质量市民化为两手，支持城乡联动下的乡村振兴，结合多维力量缩小城乡差距。二是立足资源、区位和社会优势，壮大地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业态、经营模式，拓展城乡要素范围，加快城乡生态、人文要素多向流动和多态转化。三是着重促进城乡要素融入双循环格局，优化现有城乡要素流通渠道，探索城乡要素国际化流动新渠道，推动城市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注入乡村、赋能乡村，围绕多功能地域目标扎实推进城乡融合，通过区域协作使整个城乡系统良性发展。四是增强城乡发展韧性，提升城乡协同应对风险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与转型能力。科学识别城乡系统显性和隐性风险因子，找准城乡薄弱领域，采取精准治理手段，强化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建立弹性的应急响应机制，可根据风险级别快速进行政策响应和配置资源。

第三，完善多尺度的城乡联动机制。搭建城乡共治的大平台，立足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家庭六大尺度，找准和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节点。通过纵向联通与横向互动，促进共识、战略、规划、政策、行动、情感六大关节良性共生，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网络。一方面要规范、疏通治理渠道，下沉治理资源，发挥社区、街道等基层组织的城乡共治效能，建立多向联系与协作的跨层级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城乡不同属性主体的多边联动和权责共担，以治理能力为核心，增进居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认同，实现良性有效的互动合作，开创全球与地方共赢、社会与生态和谐的城乡共治新格局。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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