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棵树，叫‘高数’，树上挂了很多人。”这句话，只要念过大学都不会陌生。虽是调侃，更凸显这门学科在大学学习中的重要及其艰深。

有一本书，便与这许多人“痛并快乐着”的回忆息息相关。自2014年出版以来，其年均销售量达214万册，累计印刷1285万册，是国内使用面最广、影响最大的高等数学教材。一代代理工科人才经此“磨砺”成长起来。以此为蓝本上线的慕课，累计学习人数超230余万，遍布世界五大洲。

它，就是由同济大学专家编写的《高等数学》第七版。12日，该书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

“这份荣誉归功于同济大学老一辈数学人重视教学、重视教材的优良传统。”同济大学编《高等数学》第一至七版编写工作的全程参与者、《高等数学》第七版的唯一编写者、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年逾八旬的邱伯驺教授说：“《高等数学》第七版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樊映川先生等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的优良传统，是在前六版教材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致力于为建设我国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贡献一本精品教材。能赢得全国工科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和喜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近70载悠悠岁月，一代代数学人接力，成就经典。今天，暂时忘记那些定义习题，让我们走进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7个版本的《高等数学》

《高等数学讲义》传下三条编写原则

提起“樊映川”这个名字，唤起了几代中国学子的记忆。樊映川先生20世纪50年代主持编写的《高等数学讲义》一书，至今仍被大批年长些的读者津津乐道，在全国高等工科院校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樊映川先生（左）与青年教师讨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获得新生的高等教育缺乏合适教材。自1953年开始，樊映川教授便组织数学教研组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动手自编教材，定名为《高等数学讲义》。该教材的原稿是基于樊映川教授的教学笔记和讲义整合修改而成。《讲义》既吸取国外教材的优点，又充分考虑我国教学实际，适应了我国工科高等数学教学的要求。

樊映川先生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

《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第一版于1958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很快就被国内许多工科院校所采用。在广泛听取使用意见基础上，1964年，由樊映川教授主持修订的《高等数学讲义》第二版出版。两个版本的《讲义》传播、影响极为广泛，开创了我国理工科基础数学教材“中国化”的先河。

“同济大学老一辈数学人，把编写教材当作一份事业。”邱伯驺教授感慨道，《高等数学讲义》一书，留下了工科数学教材编写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一是教材定位恰当，始终把教材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恰当与否作为编写教材首要考虑因素，以更好面向全国大多数工科院校，符合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二是便于教学，始终把教材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理解放在重要位置，真正贯彻“以师生为本”。三是叙述严谨，文字流畅。“这些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为我们后来编写《高等数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让这本教材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高的起点。”

各版本的《高等数学讲义》与《高等数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工科数学界迫切需要一本满足工科高等数学教学需要的教材。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勇敢挑起了这副重担，还邀请了上海部分高校教师参与编写相关章节的内容，共有10位教师历时一年编写而成。

第七版，七旬老教授是“唯一编写者”

1978年，《高等数学》第一版付梓。自第二版起，这本教材由同济大学教师独立编写。同济大学老一辈数学人王福楹、邱伯驺、骆承钦等承担了主要编写任务。

一本本封面颜色各异的《高等数学》，印刻下岁月的痕迹。如今，该教材已先后历经7个版本的修订，日臻完善，40余年来各版本累计印刷400余次，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册。

“在每次修订过程中，我们在继续保持原有教材的优点和特色基础上，始终结合长期的教学实践，坚持改革、反复锤炼，努力反映国内外高等数学课程改革和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体现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理念。”邱伯驺教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老中青结合的教材编写梯队，编写者具有较高水平，又直接参与高等数学一线教学实践。

2013年，《高等数学》面临第七次改版。其时，参与前6个版本编写和修订工作的编者，有的已离世，有的因身体原因无力再承担修订工作，第七版的修订工作就落到了年逾七旬的邱伯驺教授的肩上。“我感到全国工科数学界对同济大学有一种期待，希望我们能打造出一本工科高等数学的精品教材，以适应新形势下建设我国高质量本科教育的需要。” 邱伯驺教授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份历史使命和责任。

他按照精品教材的要求，在保持前六版优点和特色的前提下，将“坚持改革、不断锤炼、打造精品”作为编写第七版的目标，认真总结前六版的宝贵经验，科学解决了前六版的一些不足之处。完成的第七版，被包括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在内的全国千余所不同类型高校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