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一群云南野象在北巡17个月后平安南归，引发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两个月后，云南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0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拉开帷幕。这次大会为何选址云南，又将包含哪些议程和看点？作为最早的缔约方之一，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又将为全球生态治理留下哪些印记？

相约春城：看点和底气

生物多样性，听起来略显学术，事实上，它与人类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据统计，全球逾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多种生物，逾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世界上50%以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

早在数十年前，国际社会就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它是一项旨在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自生效以来，已吸引196个缔约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每10年设定一次一揽子目标。

眼下正在昆明进行的是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期5天，包括开幕式、闭幕式、领导人峰会、生态文明论坛等环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2日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会议将发布“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号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到明年4月至5月，大会还将以线下形式在云南举行第二阶段会议，通过成果性文件。

纵观议程设置，本次大会呈现哪些看点？综合舆论观点，几方面安排引人注目。

其一，这是中国首次主办如此高规格的多边环境会谈，也为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窗口。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云南更被誉为“动植物王国”，拥有除海洋和沙漠外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各大类群物种种数接近或超过全国的一半。与此同时, 云南在全国较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已出台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建立首个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其二，本次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联合国相关大会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已通过近30年，但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仍不断加快。保护生态已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急需各国采取共同行动。

其三，本次大会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明年的第二阶段会议打下基础。

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对此后10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确立若干目标。但截至去年9月，“爱知目标”20个纲要目标中仅6个得到“部分实现”，绝大部分都没有达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慧指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环境治理息息相关，也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过去10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增强，中方经过不懈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取得很大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不过，与气候变化相比，中方过去一段时间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国际谈判参与度不是特别高。生物多样性仍是中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此背景下，中方主动申请本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举行，不仅体现了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想法，也符合中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远规划。”曹慧说，虽然我国已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出台各种法律法规，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草原法、畜牧法、种子法等，但至今没有一套国家层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在这方面，云南走在前面，已出台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也是云南作为会议主办地的底气所在。中方希望通过云南主持本次大会，让该领域的全国性治理更上一个台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涉及生物安全、生物遗产资源保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各国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本次大会的重点之一在于，将“生态文明”作为主题。它由中方首次提出，后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是一项对人类发展极为重要的系统工程。国内层面，它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际层面，它包括全球环境治理的一系列方案、措施。可见，这是一条由内向外的重要主张。

中国印记：参与和表率

作为主办国，中方将如何发挥影响力以促成强有力的“昆明目标”、开启全球生态治理新进程？

外界认为，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求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顶层设计方面，中国自然保护地制度体系逐渐完善，生态保护模式不断创新，出台“红线制度”、多项改革方案等。目前，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有1.18万个，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部分濒危野外种群也在逐步恢复。

环境治理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继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面打响。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大国。

绿色发展方面，中国在国际舞台表现突出。一方面，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早的签署国之一，在《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已踏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数据显示，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中的比重已从2019年的38%增长到2020年的57%。

中方不仅仅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参与者，其推动绿色发展的努力也得到全球的认可和推崇。外界期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启迪。

于宏源认为，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可从几方面理解。

其一，对内，中国在植树造林等环境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成绩有目共睹。

其二，对外，中国率先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近几年，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为全球提供了解答发展难题、实实在在可落地的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重视。

“这是一个双向过程。很多国家、国际机构都希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本次大会上，估计习近平主席会对中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做法作出总结，国际社会也期待倾听中方对于全球生态治理国际合作走向的方案。”于宏源说。

其三，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中方不仅推出理念，同时也向国际机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从历史上看，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结也都与中方的努力分不开。近年来，中方在提交生物多样性履约计划等方面表现积极，为非洲等地的国家提供气象、救灾、海岸线恢复、粮食安全、植被恢复等领域的帮助，增加对联合国的注资。可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曹慧指出，作为主办国，中方具有拟定大会议题的优先权。本次大会主题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提法，与今年4月习近平出席气候峰会时提出的“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脉相承。这是我国未来生态发展的一个长期目标，也体现了中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宏观战略。

回看过去10年，曹慧认为，中方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划出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中方在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上更多地扮演国际谈判“跟随者”的角色，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并不多。过去10年，中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加快，不仅是政治意愿增加，实现国际承诺的能力也在提高，不断向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与气候变化一样，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全球治理领域的问题之一，中方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这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中方的普遍期待。

全球框架：分歧和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会并不是本轮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终点。明年4月末到5月，第二阶段会议将在云南继续举行。

曹慧指出，在某些国家看来，若干年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终极目标是出台一个类似于《巴黎气候协定》、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使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使生态系统服务得到维持。就目前看，各国对于“爱知目标”落实中的规则和细节，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内容仍有分歧，仍需在明年的第二阶段会议中进行更多讨论。

“相比之下，第二阶段会议更值得关注。”于宏源说，它将对技术性、框架性问题进行讨论，审议和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将是本次大会的标志性成果，将对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方向作出规划。“相信届时大会将拿出一份非常务实、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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