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时提出，对中国交往要以实力为基础、按照“竞争、合作、对抗”六字方针来展开。近8-9个月的事实证明，尽管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花样翻新，但是实际上依然是“萧规曹随”、延续了前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最近有什么变化的话，似乎应该注意到近期拜登政府公开放话，否认美国政府在制造美中“新冷战”。美国当局之所以要否认是因为：一是国际上对美国制造对中国对抗的公开批评、反对声音不断；二是美国要搞“反华联盟”，忙碌了数月却见效甚微，至今只拼凑了三四个国家。这都显示美国用实力制造美中“对抗”在当今世界不得人心、难成气候 ，因此现在似乎更喜欢用“竞争”来说美中关系。10月6日，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会谈结束，美国白宫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就说：“沙利文明确表示，在美国继续投资本国国力并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的同时，也将继续同中国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此言似乎有点拗口，却可以发现如此咬文嚼字是经过精心打磨修饰的，透露出的苦心孤诣是：美国不仅要以此来定义中美关系，而且要为中美之间进一步对话设置题目。

对美国名义上用“竞争”取代“对抗”、实际上为其制造对抗掩人耳目的这种如意算盘，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会谈时就已经严正指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杨洁篪的这个立场似乎有违美欧战略界某些人士的主张但却是合情合理的。在当今世界，事实已经证明，用“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违背民意，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后果也必然同样如此，根本原因是美国为中美关系设置的题目弄错了。这不仅是对中美战略对话的误判，而且是对中美战略对话的误导。

第一，“中美关系如何搞好”是当今中美对话的首选、必答题，舍此而讨论如何“对抗”、如何“竞争”以定义中美关系，都无法向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作交代。今年9月10日习近平在与美国拜登总统通电话时就已经说过：“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换言之，中美关系不应该讨论相互之间如何“对抗”、如何“竞争”，因为这不仅无法对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确保负责任”而且无法避免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而应该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地讨论中美关系“如何搞好”。

说实在的，中美关系如何搞好，不仅可讨论的空间大、可做的实事多而且对双方的获益也会良多。正如习近平9月10日在与拜登通电话时所说：“中美自1971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携手合作，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毫无疑问，美国的战略家们首先犯的战略性错误是自己设置的题目搞错了。显然，用错误的题目不仅无法引申出正确、合理的答案而且对美国对华政策设计也是误导。战略家首先要给自己提出正确的题目才能成就大事业，否则就会瞎忙乎。例如当年的尼克松、基辛格就敢于向美国社会提出“美国应不应该对中国打开大门？”“美中关系应该不应该破冰？”由于他们提出的题目对头了，因此他们的努力能够彪炳史册。

第二，美国政府当局明知道美中竞争隐含着陷入对抗的趋向、会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本应该悬崖勒马而不应该一心一意把美中关系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拜登在今年9月10日与习近平通电话时说：“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由此可见拜登政府头脑是清楚的，知道美国当今对中国开展的“竞争”存在“陷入对抗”的风险、面对着不可设想的后果。既然知道风险在哪里、后果是什么，那么美国拜登政府当局为什么还要故意制造美中“竞争”？岂不是美国政府当局相关人士在明知故犯、故意为之吗？！

第三，“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是美国政府当局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假设。暂且先不说应该由谁“确保负责任的竞争”、能否“确保”、是否“负责任”，或许美国战略家感觉采用“竞争”两字取代鼓吹对中国制造“对抗”似乎不太刺耳、较合时宜，但是在鼓吹对中国制造“竞争”的同时不断制造对中国威胁的行动同样刺目、不合时宜。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前舞刀弄棒、耀武扬威，不仅自己赤膊上阵而且还拉上几个“伙伴”一起来凑热闹，显示自己的“领导能力”，甚至还不断助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升级“台独”活动。美国明目张胆地对中国挑衅闹事、玩战争边缘游戏，世界各国人民都担心美国的战争挑衅何时会导致擦枪走火。说实在的，中国不是弱不禁风的宅男，面对挑衅的所有忍耐都是有限的，即使兔子也有发怒的可能。何况美国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制造冲突，均攸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干涉中国内政，危及中国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因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严肃地做出自我防卫反应。美国不仅直接对中国制造冲突、挑衅中国而且借势威逼利诱其他国家为美国站台、充当美国对抗中国的马前卒，由此造成的后果理所当然只应由美国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预设边界、范围的“竞争”“对抗”历来是灾难的滋生地和战争的导火索。为了设定国家之间竞争、对抗、战争的有限性，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为国家之间设置边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意思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抗、战争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原则。但是欧洲列强以及后来的美国却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主权原则不受侵犯而他国的国家主权原则可以任意践踏，包括在当代创造了“主权过时论”“主权有限论”“主权转移论、“利益边疆论”来否定国家主权原则。换言之，欧洲国家历史上几乎一直不承认国家主权原则设定的国家之间边界，因此欧洲国家之间由竞争演变成冲突、由冲突演变成战争，战争常常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类事实几乎成就了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百年交恶”“百年世仇”在欧洲国家间关系史上多的是，以至于最后演变成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灾难。“欧盟”的诞生才为欧洲国家间关系创造了新的范式，从而为欧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美国历史没有欧洲历史悠久，但是建国以来的240多年基本上也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度过的，不打仗的年数不到20年。人们说战争与和平，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是稀有资源。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美国人从来没有人们所熟悉的国家主权原则为核心的边界观念；不仅美国1776年独立后的开疆拓土没有这种观念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没有这种观念。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248起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201起，约占81%。靠打仗过日子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特征，是因为美国从来没有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的国家主权原则合规的观念。

第五，当然，中美之间不是不可以竞争，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不是反对有前提、有边界的竞争。“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佳句，赞美的就是一种竞争状态。然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念，万物互联共生的相关各方都是有限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都是有限的，各自都有边界、边际，包括竞争、自由这类概念都是如此，因此无限与有限构成对立的统一体。竞争与和谐能够共生共存，但是有前提：即竞争是有边界、边际，相关各方各自有限定的范围。所以中国文化倡导以民为本、一切为了人民，倡导和合共生理念，为竞争建立前提、设定边界边际，建设相应的制度规则。

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后果并不一样，既会带来积极的、进步的后果，也会造成消极的、破坏性后果，既可能促进文明进步又可能导致灾难与毁灭。因此人们创造了一个概念：反对恶意竞争。实际上这个概念不确切。因为竞争造成不良后果不完全都是人们故意造成的，不完全由于恶意。例如自行车比赛场上，赛道转弯处往往容易发生相撞，而原因往往是由于失控。所以竞争首先要有确定的、能防止失控的边界边际，任何一方都不能越线违规，以避免同归于尽。国家之间竞争最基本的边界边际是国家主权原则，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换言之，中美之间可以竞争，但是要各行其道；道并行而不相悖，就能构成竞争与和谐的对立统一、共生共存。然而这对美国来说却是一个难题，因为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个习惯；美国对待今天的中国是如此，对待其至亲盟国同样是如此，至今尚不知何时能改。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