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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冯贤亮:为什么说江南文化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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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施晨露 2021-09-12 06:31
摘要:以历史视角为理解当代江南与江南文化提供坐标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孕育、成长的土壤。在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江南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

当我们谈论江南时,到底在谈论什么?如何进一步发挥江南文化之于区域发展和城市软实力提升的价值?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贤亮的新著《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以历史视角为理解当代江南与江南文化提供了坐标。

《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
冯贤亮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江南”的概念具有动态性
解读江南的城乡社会结构,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书房:您是浙江绍兴人,成长环境中的江南与研究视域里的江南,是重合还是差异之处更多?

冯贤亮:我的成长环境基本是越语文化区,长期生活在邻近上海与江苏的地方,既会讲绍兴话、嘉善话,也会讲上海话,与吴语区接触非常之多,了解、熟识这些地方的方言语音、风俗文化、生活习惯,村落、市镇、城市的风貌,熟悉而亲切,可谓“熟视无睹”,差异感非常小。这些共有的特质,其实是建构江南文化的基底。比如舟船交通、市镇生活、农业方式、商业活动、文化教育、艺术创作等,都在江南生活中共通,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

我的祖父辈很早就从绍兴迁到了太湖平原的核心区。这个地方,就是国内外学界后来常说的江南,也有人称之为小江南或核心江南。但也有不少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研究角度,认为这个“江南”在空间上太小了。小江南的周边如南京、徽州、宁绍平原等,与太湖平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在城镇网络、市场流通、商人贸易、艺文互动、人口流动等很多层面,有着很强的联系,地缘关系深入。因此,从“大江南”的论说来看,与我生活感知中的江南,还是有差异的。

上书房:《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这本书里,如何界定“江南”?

冯贤亮:江南的概念,既简单,也复杂。要讨论历史时期的江南,需要考虑历史上的江南感知与论述,归纳出符合那个时代的江南概念。对这样的概念界定,我曾多次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也是我一贯坚持的观点:明清以来的江南,较秦汉唐宋时期的江南,大大缩小了,范围基本囿于太湖流域平原地区。我在书中的界定,是基于我以往的考述而得出的。同时,书中还特别引用了三个材料中的概念判定。

一是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认识,归有光给官场朋友的一封信中,认为作为财赋重地的“江南”,就是明代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六个府的地区。

二是史学家梁方仲的判定,也是讨论赋税问题,在他1935年发表的《近代田赋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一文中,明确指出“东南田赋之重”一语,在明人集子或奏疏中常常见到,所谓“东南”,有时也称“江南”,其实只是指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而言。

三是从方言语音上来看,由于经济繁荣,吴语的地位上升,镇江、扬州一片的官话受到歧视,周邵的《春来忆江南》(1938年1月)一文较有代表性,文中说镇江在民国时期虽然做过江苏的省会,也是长江下游的第一个码头,但其“风味”与苏州、无锡有很大不同,“是江南的边疆”。

这样看来,在当时,江南的感觉确实局限于太湖平原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也有学者表示,1927年上海特别市的成立,使上海不被考虑进“江南”之内。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出现了很多转型和变化。研究这一时期的江南,当然有必要重新思考明清时期以来的“江南”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曾多次引用1936年《新运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其中对“江南”的思考与归纳比较到位。作者刘翔对江南范围的考虑,比较注意现实政治与经济变化的情况。他认为,这时的江南,是“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一个都市线”,也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涵盖现代化进程中表现突出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

因此我觉得,除了维持太湖周边明清时期五个府的范围,还须适当援引南京、杭州、镇江等地的事例,“江南”的概念具有动态性。

上书房:江南地区除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等,还长期存在着一种较为良性的城乡社会结构。理解江南地区的城乡变迁,有哪些意义?

冯贤亮:传统江南地区在经济生活上表现为以水为依的生存格局。小农的精耕细作、商业化的整体发展、市场与流通的日趋活跃,为普通士民的谋生营造了丰富多样的途径。商品经济具有广泛性影响,在前工业化时代,江南的城乡之间、乡村之间、村镇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性较强,产业态势上有较大的一体性,在经济、市场、商业网络诸层面,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产业样态多元、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丰富、城乡关系密切的大“市场”,经常超越行政管理的框架。而且,江南成为人们向往的一个生活空间。嘉靖四年举人、嘉善人沈爚就曾不无夸耀地说过,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江南的,都将江南视为“乐土”。

江南何以成为这样的“乐土”,江南人的生活何以令世人向往、模仿,需要从江南的城乡环境与社会生活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解读江南的城乡社会结构,研究历史时期江南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的诸多表现,对当下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书房:的确,水是江南的重要特征。水域生活对江南城镇有哪些影响?

冯贤亮:江南的核心区域是太湖水系流域平原,水网密布,水系丰富。在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主要依赖水上舟船交通。依水而居,赖水为生,是江南水乡的基本特质。江南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基本是依赖河湖水网上的重要节点——水上交通最便捷的地方。没有便捷的水运系统与适宜的生活用水,城镇的发展基础是无法被有效建构起来的。

江南地区城镇的形态、规模,多与水乡环境的塑造有关。

例如,在四周都是河道的濮院镇,分作东、西、南、北四市,集市的孕育与河埠码头相关,这四市就是俗称的“河头”。行政上过去由嘉兴、桐乡两县分辖,具体分区也就以“河头”的区分为代表:“南河头”与“西河头”归桐乡,“东河头”与“北河头”属嘉兴管辖。

也因为地处水乡,舟船进出市镇,水面有相应的治安防范举措。市镇四周主要水道设置水栅,既是水利之需,也是治安之需。在江南市镇中,带有明确方位指向的东、西、南、北等栅,成为地方民众判别镇区空间的重要记忆,是江南水乡生活的重要特色。比如分属乌程、桐乡两县的乌青镇,根据清人记载,乌镇的市街纵有七里、横为四里,而青镇为纵七里、横二里,设有四门;在镇的四面通水要道处,设有东、西、南、北四栅。

水域环境,形塑了市镇的基本形态与面貌轮廓。比如,超级大镇南浔的空间结构,由三个“十字港”形成:镇中心地带有一个“十字港”,在中市通津桥西、清风桥南、明月桥北、运河与南北二市交午相贯处;北面的一个“十字港”,在北栅的栅椿桥北、莲界桥西;南面的“十字港”,则在南栅便民桥北,东西两交界坝桥之间。

比较有意思的是嘉善县东北角的丁栅镇,原是明隆庆五年进士丁宾的祖居地。在丁宾到南京等地做官后,其家属在屠家浜北岸(即现在镇址的所在地)建造府宅,占地数十亩,并在东、西、南、北四个河口设“栅”,该镇因而得名丁家栅,至清光绪初年形成市镇。这样的水栅,既由地方势族营建,也构成了镇人辨别镇区内外生活空间的重要标识,具有文化记忆的意义。


江南文化是一个“过程”
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传统发展的独特风貌,具有灵活创新包容的鲜明特色

上书房:明清以来的江南城镇可以如何分类?

冯贤亮:江南城镇群中,除了发展明显较快、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杭州、无锡等城市,大多数在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发展相对缓慢,有的本属江南的核心城市,被后进的上海赶超。

在江南的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当然是个异数,毕竟它本来连府级城市都不是,只是一般的县城。作为县城的地位,总体比不上明清时期的吴县、华亭、乌程、嘉兴、无锡等县。明清以来,县级城市群的发展,除了上海、无锡外,总体上差异感没有那么明显。如果要分类的话,可以从市镇的发展变化中寻找。书中关注的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市镇的社会经济。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是农村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过渡与中介,错落联结于不同的市场网点,有的属于基层市场,有的属于中间市场,有的还是跨地域的超级市场。根据不同地理环境、农村生态、商品经济的塑造与建构,有着明显的专业化发展态势,有的市镇还具有多种专业市场的功能。1912年之后,乡镇建设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在发达的城乡商品经济推动下,小城镇得到蓬勃发展,有的从无到有,有的由小变大。而那些水陆交通枢纽区,原以码头集散转运为主的市镇经济,由于新式交通的快速发展、产业经济的多样化需求等原因,也在向综合性的经济中心、商品中心、文化中心、休闲中心及交通中心转变。

二是市镇的空间结构。虽然江南地区市镇的空间结构多与水乡环境的塑造有关,差别颇大,但对每个市镇而言,结构形态的变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明显的。一般来说,可以归纳的常规结构,主要是一河二街型(一条河流横穿于镇中)、丁字港型(两条河流丁字形相交于镇中)、十字港型(有两条河流十字相交,镇中心为“十字港”)。当然,还有不少市镇的结构不完全符合这些模型,仍是不规整的。比如朱家角镇的空间几乎是以城隍庙为中心集聚的,又如长期保留城墙的乍浦镇,完全就是一个有城垣的小城市,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类型。

上书房:书中有专章深入描摹苏州山塘的生活空间与人文地景,也就是不仅把山塘看作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空间,有其人文属性。苏州是上海人非常熟悉的城市,虎丘山塘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呢?

冯贤亮:一般研究江南城市及其生活与文化,不太区分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城市(城墙)内外甚至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明清时期,城市、市镇、乡村社会虽然是比较统一的联系体,相互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但毕竟属于不同层次的聚落社会,有其不同的表现特征。

苏州城阊门外到虎丘之间的山塘,长达七里,在江南地区是相当出名的。一河两岸、小桥流水、街市繁盛,宅第、会馆、寺庙、别业、祠墓等错落其间,山塘尽头就是江南的历史名胜虎丘。讨论江南的城乡社会以及城乡之间的联系,山塘是一个上佳的案例。

上书房: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等之后,您在书中提到,江南的繁华与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触动了江南士人对历史大变动下人生的新选择。

冯贤亮:鸦片战争以来,长久安逸的江南地区开始饱受内乱外患之扰,相对而言,上海地方社会较其他地方为安好。新的江南中心开始形成,也出现了人口、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地域转移之势。

吴江人柳亚子的回忆,最为经典。他说:“我叔父和金爷,他们都去过上海,见过大场面,觉得要做一点事业,还得到都会中去,至少是在市镇上住,生活也可以舒服一些,热闹一些,乡村淳朴的空气,再也不能够吸引少年子弟的灵魂了。”新兴的大都会,会有大场面,可以成大事,也会有新生活。

即使对城乡普通民众而言,生活观念上也不再是持守故土庐墓的固有状态。我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事例,揭示这种变化的普遍性。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都市,有着不同于乡村的精神,成为引进新观念、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与主要场所。上海成了全国第一的商埠,又吸收了外来思想文化,生活的选择、经济的活动、文化的教育、思想的传播,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兴都市中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有了新土壤,具有风靡之势,也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兴起,奠立了重要基础。

上书房:书中说到,20世纪初的江南,完全是以上海为中心了,江南成了上海的江南——以上海发展为中心,以上海经济为依据,以上海生活为追求,是江南发展到20世纪与以往相较的一大变化。“到上海去”成为江南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各地的人们的愿望和行动。您如何看待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关系?

冯贤亮:江南文化虽冠以“江南”,其实已超越“地域文化”的概念范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引领力、创造力和形象力。江南文化历史悠久,可以说是晚近的海派文化孕育、成长的土壤,是海派文化的底色。海派文化是悠久的江南文化传统发展到晚近时期呈现出的一种独特风貌,具有灵活、创新、包容的鲜明特色。

江南文化的深厚传统,对近代新学的发育成长、对传统文人向新式知识人的转变等,都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从晚清以来,在海量移民集聚上海的进程中,新兴的都市文化、新式的海派文化、多元的移民文化等,对江南文化传统既有延续,也有革新。也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海派文化的发展是其中一个阶段性的重要表现。


进一步塑造“文化江南”
进一步提炼江南文化内涵,体现价值的引领力、文化的凝聚力与精神的推动力

上书房:江南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所属的青浦、嘉善、吴江地区,正是传统意义上江南水乡的核心区域。如何进一步塑造今日中国的“文化江南”甚至世界的“文化江南”,进一步发挥江南文化之于区域发展和城市软实力提升的价值?

冯贤亮: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区域之一。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江南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具有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

但是,关于江南文化能体现怎样的地域情怀,呈现怎样的地方综合性人文,表达怎样的精神风貌、文化氛围,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融入新时代的发展等问题,仍需要更多分析与讨论。

传统的江南地区,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当下考虑江南认同,包括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江南的核心在太湖平原,也是当下长三角发展的核心。而环淀山湖的吴江、青浦、嘉善三地,堪称核心中的核心,在地域上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与一体感。当然,还需要从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进一步提炼江南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这仍然需要深入各个领域,注意分析其中蕴含的江南特质,在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秩序管理、士民心态等方面存在的软实力,包括价值的引领力、文化的凝聚力、精神的推动力,更好地思考江南文化对当下经济建设、政治管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现实意义,增强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接轨意识,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供学术资源与思想借鉴。

上书房:当下江南文化研究中,有哪些问题是您和其他学者力图进一步探究的?

冯贤亮:当下的江南文化研究,已牵连了文学、哲学、史学、建筑学、传播学等很多领域,广泛涉及物质、精神、心态等各个层面的研究。近年来,上海组织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推出了涉及诸多领域的江南文化研究成果,包括江南儒学、江南文人、江南家族、江南儒医、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等20项专题科研项目,大大拓展了江南文化的研讨空间,也进一步推进了相关专题的研究。

文化的载体是人,文化的创新也在人。我个人主要从事江南社会文化与文人生活史的研究,从我的研究经验而言,当下的江南文化研究,其实普遍涉及江南的生活文化、艺术文化、家族文化、政治文明、经济传统等议题,都需要从个案出发,夯实论证、提升理论,宏观分析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建构起江南文化的总体面貌与基本内容,完成江南文化的初步画像。我觉得,对江南文化进行跨学科、多侧面的探讨,不仅可以拓展不同领域的探索空间,深化对历史细节的理解,也可以为重探明清以来江南历史文化的宏观进程,提供国家与社会层面多重交互的视野与论述。

上书房: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方式描述江南,您会提炼什么样的关键词?

冯贤亮:这里可以借用清代人的一句话,“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类似这样的话语特别丰富,都是状摹江南生活的美好图景,后来还有所谓雅韵江南、四季江南、精致江南、文化江南的表达及各种论说,都在深化、丰富江南的生活情境与文化意涵。这些词汇都有提炼总结的意味,也是极具代表意义的。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施晨露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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