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到“大国经济”。随着疫情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叠加影响不断加深，中国经济依靠什么进入新发展阶段，通过什么塑造新发展优势，依托什么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如何在经济“双循环”中，深入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大国经济”，深刻理解大国优势与规模效应，是我们的一堂必修课。

在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格局变化下，特别是在全球疫情还未得到完全缓解，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非良性循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在全球化红利退却中、在大国博弈的复杂局面下寻求经济高质量突破发展，成为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目前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中国这个大国经济体而言，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当投资拉动、加工出口不再扮演经济增长主驱动力时，寻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制度优势、原有的经济惯性和经济要素红利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大国规模经济的优势，以全球大国经济竞争为出发点，并按照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的内在本质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特征，以“经济韧性”、“经济平衡性、公平性”和“经济引导性”为新发展起点，寻找到符合中国规模经济内在特质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之路。

首先，看中国大国规模经济的特点与禀赋要素。与全球其他大型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作为世界超大经济体，其突出的特点是自身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性，包括其制造业在全球横向比较中的突出的规模体量优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超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通过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与世界发生内外联系，并在全球疫情的全球产业链局部“断链”的环境中，依旧保持向国内，特别是向全球提供全系列的制成品，进而成为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发动机和全球货品供应的“安全港”。因此，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美国对中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特别是全球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是，在产业链门类和产品综合配套能力完整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不仅是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全球经济有效循环必不可少的保障。

所以，中国大国经济的禀赋特点是以牢固的制造业为支撑的，以服务业发展和提升为方向的内循环规模经济基础，包括其生产要素通过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基础进行网络链接。所以，当下宏观政策所确定的“双循环”战略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世界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指明了路径方向，这也是基于当下现实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变化的前瞻性战略判断。

其次，看“经济韧性”对于当下中国规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既有全球化红利扩张和全球产业链正常循环的状态下，一个国家“经济韧性”的重要性，包括其所对应的产业链和产品配套能力的完整性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本次突如其来且反复变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引发的全球范围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时续中断，包括美国对于中国在大国博弈中主动推动的产业链和技术链“切割”引发的断供，在使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受到严重阻碍的同时，使得全球化状态下被遗忘许久的国家全产业链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得以凸显，这其中一个深刻的启示是，国家“经济韧性”是一个国家抗击各种不可预测风险的底层保障，也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经济体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之源。

而在大国“经济韧性”构成中，依托于自主可控技术，包括搭载以自我技术链形成的产业链尤为重要，它不仅构成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大国经济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以自主技术链强化和完善为突破方向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追求，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扩大向国家价值链升级，是中国保持和强化大国的“经济韧性”的唯一正确方向，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选择。

再次，看“平衡性、公平性”对于今天中国规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对于大国规模经济而言，其经济产出的区域不平衡性在世界范围内是多见的，如美国的经济产出在经历多年调整后出现了盛极而衰的“铁锈地带”，进而引发了美国社会严重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问题。俄罗斯西部靠欧洲部分经济相对发达，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人口净流出的情况下则迟迟不能得到发展，进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设计的各种发展战略。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意大利，其南方的农业经济特征与北方的制造业基础形成了鲜明的“产业反差”，进而造成了持续而复杂的国内党派斗争问题。

区域发展不平衡，包括与此相对应的行业和阶层收入不平衡，表面上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包括其涵盖了经济学通常对该问题所讨论的“梯度转移”和“公平与效率”问题，但从本质上看，这类问题实际上对应的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不能通过制度设计进行调节，进而实现社会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公平发展机遇，那么，不仅从长期上会影响中国大国规模经济的产业配套完善，影响区域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平性，而且还会在本质上危害国家的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

因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和经济增长的公平机遇问题，不仅要遵循一般的所谓“经济规律”，更要坚持马克思曾经充分论述过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包括以两者的互动作用关系为指导，才能通过顶层战略设计、社会经济制度构建、政策引导、社会参与共同推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机遇，消除单纯市场经济自身“外部性”带来的不平衡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持续推进。

最后，看“经济引导性”对于中国大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价值。一个国家对于自身和世界而言，其“经济引导性”是指其国内产业对于全球经济的引领价值和先导作用，其通常与国家的综合创新能力紧密相连而获得经济先发优势。世界历史上无数大国都曾经扮演过世界经济与产业“创新引擎”的角色，如曾经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二战后的美国、苏联、德国等国。由于国家产业的先导和领先创新能力的扩散性、带动性影响，这些国家在不同阶段成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

因此，“经济引导性”的内在价值，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通过全球市场竞争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包括形成强大的经济“护城河”，而且还意味着，拥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经济体在有形无形之中可以带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带动全球福祉的增长。而就今天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看，目前，半导体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生物医药、新型空间技术正在进行跨界融合。

因此，中国的大国经济不能满足和停留于既有成就与辉煌，而要以无尽的创新愿望和创新热情，脚踏实地地推动科学技术新空间探索与中国产业融合，将更多的科学技术嵌入和赋能产业链，以大国产业实践创新实现中国的“经济引导性”和“经济创新性”，进而才能推动和保持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规模经济的既有优势，不仅是中国国家经济体抗击各种不可预测风险的底层支撑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压舱石”，而且是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基础支撑。而进一步维护和保持中国规模经济优势，在区域发展平衡性和经济发展公平性制度中强化中国产业链与价值链能力，进一步锤炼和打造中国经济的“韧性”，由此推动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全球引导性和带动力，才可能保持大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进而实现真正符合中国经济历史使命的高质量发展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