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来了，很多中小学生的家长都在思考，如何调整家庭教育规划和日常安排，以适应教育环境的新变化。事实上，一些高等教育界的一线工作者，也在密切地关注着、思考着。

暑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带表演系西藏毕业班学生赴拉萨等地汇报演出。加上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天南海北地跑，一路上，路人、同事、朋友关于“双减”的议论便不时飘向他耳畔。儿子成长中那些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片段，从教多年来对教育工作的体认、对青年学子的近身观察，则使他不时陷入沉思。

当家长们都在关心“如何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时，黄昌勇想说，“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而与孩子在学业上获得成功相比，“身心健康始终应该被摆在第一位”。

盲目追求名校不可取
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

上观新闻：听说，最近因为“双减”，经常会有朋友邀您一起谈论教育话题。而您会以自己家庭陪伴儿子成长的故事为例，分享个人对于基础教育学段的体会和思考。

黄昌勇：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其独特性，作为个案，它不一定对其他人有参考价值。我之所以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绝不是因为我把孩子培养得有多好、多成功，恰恰是因为，我们在陪伴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坎坷、挫折甚至痛苦。关于孩子在成长中到底需要哪些支持和滋养，我也是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才有所领悟。

我的儿子今年24岁。他出生时，我在高校工作，太太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工作都很忙，多亏孩子的外公外婆帮忙，才有我们这个小家的顺畅运转。

那时，家长们都普遍注重孩子的培养。社会上，各种考级、竞赛、辅导班已经非常多。小学毕业时，手握一把证书的孩子很多。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像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怎么参加竞赛、上课外辅导班的真的不多。

上观新闻：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黄昌勇：坦白说，我们那时候有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时间，我和太太没有那么多可以接送孩子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刚工作不久，一个在大学，一个在医院，都是工薪阶层，在经济上也不宽裕。关键是，我和太太有一个基本共识：我们绝不强迫孩子学这学那。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开始给他报了校外的美术课，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没兴趣了。那我们就说不学了。后来，我们又报过一个钢琴班，还买了一架钢琴给他。学了三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陪他去老师那里上课，就发现他不在状态、不太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回到家里，我就跟他谈了一次。我说你是没兴趣，还是怎么了？他说真不想学，没兴趣，那我就决定立即结束，不学了。

在兴趣培养方面，我们确实比较随他，包容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但对于他与人交往的礼貌、公德心、生活习惯、自理能力、劳动能力等，我们非常重视。对于打游戏之类娱乐，我的态度是你可以玩，但不能耽误学习和正常的休息，更不能沉迷。有段时间，他有点把持不住，时间上没控制住，我们就强力干预，态度非常坚决。

上观新闻：孩子最早因为学习问题触动到您，是什么时候？

黄昌勇：他对我们触动最大的，是升上初三、面临中考的那段日子。

我儿子三年级之前在我工作的大学的附小读书，还算是成绩比较好的孩子，后来因为搬家，转入区里一所数一数二的公办小学就读。没想到，“灾难”就从那里开始了。

这所学校本身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但它带给我们的挑战是，它的生源是通过“掐尖”选拔出来的。我儿子本就不怎么出类拔萃，加上学习上以课堂学习为主、没有在辅导班培训或超前学习，一到那儿就变成了一个分数排在后面的差生。换言之，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孩子入学前，简单地认为上一个升学率排名靠前的学校更重要，就为他做了一个并不适合他的选择。

可惜，我们并没有马上全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此之后，又让他读了一所升学率排在全区前三名的初中。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掐尖”会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但是，我们依然没有用大量的课外辅导来弥补孩子在学业上的不足，帮助他迎头赶上。

直到初三第一学期中，老师给我们当头一棒，告诉我们“孩子可能高中都考不上”。所幸的是，他在初三那年的进步挺大，顺利地考入了高中。

儿子的这段经历启发我，适合孩子的选择才是最好的。与其盲目追求名校，不如静下心来分析孩子的基本情况、认真了解学校各方面情况。面对激烈的学业竞争，一方面要找到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提升能力的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还是始终要有自己家庭的态度、判断和取舍。立足于孩子本身需求、特质的成长，才更有可能激发他的内驱力，使他走上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成长之路。

基于尊重和接纳
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护航

上观新闻：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身心健康”之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知易行难，真要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以孩子的身心健康为要，还是会遇到不少“两难”时刻。

黄昌勇：家长们首先还是要了解，孩子的成长自有其规律和节奏，要理性地确立成长预期。

比如，我的儿子生日在8月底，无论在哪个学段，他基本上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客观上，他从小在年龄上就没有什么优势，智力发展也较同龄人慢一拍。对此类情况，家长要接受客观规律，做好心理准备，遇到孩子一时跟不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之所以没有因为环境压力让孩子“紧跟大部队”，和主观上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也很有关系。

但即便如此，我也有没能扛住的时候。大概是他念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他在年级中的排名很低。第二天送他上学的路上，我就没忍住。我故作轻松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考好一点、排名朝前一点，给爸爸一点面子？”结果，他的回答令我很吃惊。他说：“总得有人在后面。”

我知道他这是在自嘲，而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这个孩子是接纳自己的，他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自我否定。我宽慰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抗挫能力的锻炼呢。当我确认他可以接纳自己，并且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消极应对时，我觉得，我应该尊重他，不要再给他额外的压力。

其实，作为父亲，当孩子不被老师认可时，我心里也会有压力甚至痛苦。但是，当这种压力在内心滋长时，我始终跟自己说，“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我没有“我的孩子非要这样不可”的压力。

上观新闻：您当时这个内心的底气来自什么？

黄昌勇：我当时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观点是我始终觉得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康是首要的。另一个观点是，孩子的为人处世能力、交往能力、社会公德心非常重要，而这方面的教育恰恰更有赖于家庭，需要父母通过长期的言传身教启发、引导孩子。

我的岳父岳母退休前都是教师，他们在生活中严于律己，日常起居作息很有规律。我的太太非常热心，经常帮助他人且不求回报。全家人都安心于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我想，这点点滴滴都在给孩子正面的影响。无论外界的环境发生怎样变化，孩子有缘遇到怎样的学校或老师，家长在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始终不能被忽略。

然后，我这个孩子有个特点。尽管他在班里排名总是在后面，但他的数学成绩一直不错，满分150分他基本上可以考到140多分。我自己有一个判断，数学好的孩子，一般来说，他的思维水平不会低。他在其他学科上可能还没有开窍，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法。

上观新闻：对孩子的情况，爸爸妈妈心里得有数。

黄昌勇：是的。心里得有数。家长对孩子要做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观察和评估。当我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怎样一个情况，他有他的特点，我心里就不慌了。然后，我再去寻找适合他的突破方法。在此过程中，打击他信心和自尊心的事，我们一定注意避免。

有时候，家长和孩子容易有矛盾、说不到一起去，可能还是因为家长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改变孩子”上。孩子如果感到不被理解、不被尊重，会有逆反情绪，家长的好意就适得其反了。

回首孩子的成长路，我作为家长也踩过一些坑、做过不少后悔的事，但有几点还算做对了。尊重孩子的感受和成长节奏算一点。大概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视在家庭和孩子之间保持联结。我理解的亲子之间，不是用分数、排名或者成绩来联结，而是用一个彼此理解支持的、好的家庭氛围来联结。

更新人才观、劳动观
营造“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氛围 

上观新闻：“双减”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家长开始主动反思家庭教育的责任和归位，但只要想到“中考分流”“总有一部分孩子无法上大学”等问题，依然会无法淡定。

黄昌勇：这一次“双减”政策立意深远、改变教育现状的决心非常坚定，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和大家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要转变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和劳动观，使之与时代发展的趋势相符。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才观、劳动观不变，家庭对教育结果的期许就很难发生变化，拔苗助长、过分注重成绩和升学率等不良现象就无法从根本上遏止，一些“内卷”的形式则极有可能由公开转向地下，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应试型素质教育”等新的怪现象。

国人对教育高度重视，与我们的传统观念不无关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深藏于很多人的潜意识中。生活中，我也遇到过一些成功人士，他们依靠个人才华与实力在事业上发展得很好，但依然会因为“没上过大学”而心存遗憾。

与此同时，一些家长至今对孩子必须考上“好大学”抱有执念，认为孩子只要考上重点大学，就有了光明的前途。但事实上，人生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即便考上了大学，离人生成功也还很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觉得，要推动“双减”更好地落地，除了教育政策层面要做好大量的政策配套工作、细化工作，整个社会也需要一次人才观、劳动观的更新。

有怎样的人才观、劳动观，就会有怎样的教育观、成功观。有了正确的人才观、劳动观，家长才有可能调整预期，放下心来，放宽视野，更积极地与学校、老师携手努力，寻找真正适合孩子的发展路径。

就像我儿子那句曾经的童言无忌，“总得有人在后面”，现在想来其实道出的正是“内卷”的残酷和不合理。我们的社会生活要正常运转，总得有人做环卫工人，总得有人做厨师，总得有人做家政，总得有人在菜市场卖菜、在宾馆饭店当服务员。如果我们真正做到“行行出状元”“人人有机会”，形成全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劳动的风尚，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生寻梦之路都会宽阔很多。

我们还要树立一种观念，在某个行业或领域顶尖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一种成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岗位上尽心尽责、发光发热也是为社会做贡献，也是一种成功。长此以往，我相信，整个教育环境和教育生态都会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