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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书写中国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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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楚悦 2021-09-03 06:50
摘要:涪陵仍在变化之中,何伟仍在长江边捕捉故事。

何伟已经离开中国。在四川大学任教两年后,由于没能续签合同,美国非虚构作家、记者何伟于7月20日回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

2021年,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成为何伟已有二十多年了。1996年,何伟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在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担任英语老师。两年后,他把在涪陵的经历写成非虚构作品《江城》,在美国出版。付梓十多年后,这本书依然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何伟在《江城》中文版的序言里写道。

他比自己想象得更幸运。此后十余年间,他辗转涪陵、北京、成都等地,在自由撰稿人、记者、老师之间切换身份,记录在诸多层面发生巨变的中国,追溯经济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面对变革的应对。他讲述的中国故事在东西方都获得了读者的共鸣。

2021年7月8日,何伟从成都驱车前往江城涪陵,计划在离开中国前故地重游,拜访旧友。距离他第一次来这里,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涪陵仍在变化之中,何伟仍在长江边捕捉故事。


2014年,何伟(右)重返涪陵与李雪顺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2021年,在长江师范学院教学楼前,何伟(右)与李雪顺合影。 李楚悦 摄

慢船去涪陵

“何伟5月刚来过,现在又找不到了。”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李雪顺放下手机,起身迎接他的老朋友。出门前,还不忘嘲笑一下何伟,“看来是真的老了。”

李雪顺是何伟在涪陵师专的同事,后来成了何伟书籍的中文版翻译。他们都出生于1969年,如今均已年过半百。在《江城》里,李雪顺常常顶着英文名“阿尔伯特”出现。阿尔伯特也已从刚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成长为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外语教学科研部主任。当年,作为学校外事办公室的临时负责人,李雪顺曾负责接待远道而来的“江城过客”。

2021年7月9日,何伟回到了长江师范学院。这是他离开中国前的一次告别。他依旧穿着那件出镜率极高的细格纹短袖衬衫,卡其色长裤,举着一听可乐。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笔,装着巴掌大小的线圈本。如果没有口袋,笔通常会别在领口。

何伟把破了好几个口的绿色双肩包放下,他刚从涪陵老城区驱车赶来。“涪陵现在还有棒棒军!很少了,但我昨天见到了。”何伟坐下后开始分享见闻。

他还是喜欢在涪陵街头和当地人攀谈。在涪陵当老师的岁月里,何伟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许多中国人自己常常忽略的细节。他还与100多个学生、学校门口小饭馆的老板以及许多涪陵人成了朋友,至今保持联络。他们是何伟理解中国的入口。


2021年,重庆街头仍有棒棒军在等待。 李楚悦 摄

决定来中国之前,何伟曾做过漫长且审慎的准备。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继续修读写作。在欧洲的那两年,他旅行的足迹遍布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

起初,彼得·海斯勒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写什么还不甚明朗,但他需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成为作家的地方。1994年,他从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决定离开。牛津让他觉得熟悉且舒适,而作家必须离开过于安逸的环境,才能保持创作者的敏锐。他把奖学金里提供的3000美元返程机票兑换成各种火车票和汽车票,花了半年时间,从捷克的布拉格出发,一路横穿斯洛伐克、波兰、白俄罗斯,最后抵达俄罗斯。

在莫斯科,来自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异质感带来完全陌生的体验。那是1994年,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倦怠颓败的气氛没能激发何伟的探索欲,他打算继续南下去越南看看,必经之路是中国。踏上跨西伯利亚的列车时,何伟还叫彼得·海斯勒。1995年3月19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跨西伯利亚的故事》,那是他第一篇来自东方的报道。在那趟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他瞥见东方世界的一角。

“二等舱的票价是230美元。”何伟回忆道。很多年以后,何伟依然记得那趟带他到中国的列车。2020年6月,他在《彭博商业周刊》上刊文回忆了当年的跨西伯利亚火车之旅。“25岁的时候,我登上了一列火车,乘坐它到达终点站,我带着对生活的新认识下车。”文章的开头写道。

火车到达终点站,北京在他眼前展开。“Energetic(充满活力)!”何伟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他被街道上的一切所吸引,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生猛、蓬勃、充满力量感。他发现这个国家虽然并不富裕,但生机勃勃,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想要改变的神情,那种蓬勃向上的气息教人难忘。在中国逗留了六七周后,他决定在这里成为作家。

虽然对中国充满兴趣,但27岁的何伟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他打算借助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常驻中国,这个项目当时每月只提供120美元报酬。如果在美国,他可以有不错的工作机会,但他仍想去中国的小镇教书。最终,在普林斯顿的老师约翰·麦克菲的鼓励下,何伟做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去涪陵。

1996年8月的一个夜晚,他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慢船的船舱里有老鼠跑来跑去,有时还会遇上小偷。在长江中漂荡了七八个小时后,他抵达了涪陵。

很难说是何伟选择了涪陵还是涪陵选择了何伟。后来这里再也没有何伟这样的人了,也曾有人抱着成为“第二个何伟”的目标而来,但最终无法实现。“何伟看到是一个迅速积累量变的时候,刚好是一个转折点。”李雪顺说。


何伟在涪陵任教期间,曾经拍摄短片。(受访者供图)

在江城“长大成人”

2021年7月9日,何伟坐在李雪顺办公室的沙发上,回忆当年,仍记得在江城时的诸多细节。他居住的公寓地势很高,视野开阔;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插旗山跑步;乌江与长江在涪陵交汇,窗外是永不停歇的水流。一如这里唯一不变的,是永远变化。

如今,涪陵师专旧址已逐渐废弃,新的楼盘拔地而起。何伟曾经住过两年的教师公寓仍在,但已无人居住,老图书馆看起来和当年并无二致。何伟每次来都要去看看。

何伟曾在诸多蜚声文坛的大师门下讨教,但他始终觉得,自己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非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而是江城涪陵。这段经历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他彻底变了一个人。

从涪陵回到美国后,他只花4个月就完成了《江城》的初稿。在书写涪陵前,何伟读过许多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大都不喜欢。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何伟觉得,这些文章对中国的理解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他尝试写点不一样的。

何伟把书稿寄给几位出版经纪人,都认为写得不错,但不会有太多美国人对中国四川省长江边的一座小城感兴趣。“很难想象现在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但中国是个例外。”何伟说。

最终,一位年轻的出版商买下了何伟的中国故事。29岁那年,何伟的第一本著作《江城》在美国出版。书中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中国——幽默、生动、活力四射的中国。他在故事中加入许多普通人的元素,包括自己的经历。深邃且敏锐的观察力在字里行间显现,涪陵人日常生活的背后是20世纪末的中国巨变。

《江城》是何伟书写中国的起点。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为语言的关系,他关于中国的故事只特供大洋彼岸。他也曾对自己的作品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而耿耿于怀。2011年起,何伟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陆续在中国出版。

何伟一度以为没有哪个中国人会喜欢《江城》,但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许多正面评价。这本书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非虚构写作的启蒙。书中,一个外国人不时产生的困惑与误解,反倒显出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他觉得是中国人的怀旧情绪帮了忙。由于发展变化过于迅速,他的视角反而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中国。身为一个外国人,他有退后一步观察事物的奢侈,甚至误解和偏见也获得了包容。

在《江城》的译后记里,李雪顺写道:“《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


涪陵地处长江与乌江两江交汇之地  李楚悦 摄

江边仍有故事

何伟最近一次在中国引起热议,是他在疫情期间关于中国抗疫的报道。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长文保持其一贯文风,细致地记录了他在四川大学的所见所闻和在成都住处居家隔离的经历。通过看似漫不经心的琐碎日常,详细刻画了中国在防疫过程中的举措。

在离开中国多年之后,2019年,他再次回到中国。原因有两个:一是离开涪陵20年了,想回来看看。二是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们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这次,他在四川大学任教。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就读于成都的公立小学,经过两年的中文教育,女儿们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已经能够读老舍的文章了。”何伟满脸骄傲地向李雪顺介绍。

在四川大学,何伟除了教授非虚构写作,还给理工科学生开设英文写作课程。他能够接触到不同年纪、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江城》的开头部分,何伟曾花大量的篇幅引用学生的英语习作。在描述抗疫时期的成都时,他“故技重施”。学生的经历成为他写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需要一个单位。”何伟熟练地使用中国特有的概念。作为大学老师,他在《纽约客》记者身份之外获得了更多接触中国人和日常生活的机会。疫情期间,四川大学投放机器人进行快递分发,以避免快递员与学生的正面接触。这个细节被何伟放在了稿件开头。因为平时需要上课,何伟通常在假期出门采访。疫情期间,他多次拜访成都商人李德伟。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何伟将李德伟的商业判断与经历娓娓道来,以佐证疫情使美国人更加依赖中国制造。

何伟的文章有一套颇具辨识度的语气和节奏。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格局……这些宏大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常常举重若轻,隐匿于小人物的表情之中。这并非人人能做到。“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书写中国的作家。”何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重申自己的定位。

他在四川大学任教的经历中,感受到学业竞争的压力。在他曾就职的川大,80%的本科生毕业后选择读研。李雪顺告诉他,涪陵的情况截然相反,能够如愿读研的学生大约只有10%。

聊到这里,何伟从双肩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开始记录。职业记者的锋利感一下涌上来,他又追问长江师范学院现在的学生中还有多少人是师范生,有多少人选择当老师。但李雪顺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


1998年,何伟(左三)离开涪陵前,在涪陵师专图书馆门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1年,何伟当年合影所在的图书馆门前。 李楚悦 摄

“抱歉打断一下。”一位女老师闯进办公室,她也是何伟曾经的同事,家里至今保留着当年何伟作为临别礼物赠送的瑞士军刀。她请何伟在英文版的《江城》上签名。何伟欣然同意,并顺势约了采访,打算追问师范生的具体数量。

距离何伟上一次当老师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曾经的学生们早已为人父母,他们的孩子也到了即将读大学的年纪。何伟在高考前后不断访问涪陵,观察记录自己学生的孩子们在高考季经历的种种。


何伟在《江城》的扉页上签名 李楚悦 摄

急速的变化仍在发生。涪陵师专现已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从涪陵江东的老城区迁至新校区,校园开阔平坦、充满现代气息。7月,长江师范学院开始放暑假了,学生们涌向高铁站,现在从涪陵到重庆市区只需要38分钟。

但敏锐的何伟仍发现了一些东西没有改变。

“这是新建的吗?一直叫这个名字吗?”何伟指着教学楼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门牌问。

“早就有了,一直叫这个名字。”李雪顺答。

时间流逝,何伟对涪陵依然充满兴趣。25年前,在涪陵师专提供的公寓里,他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中文,另一张用于写作;一张是何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他曾在书中坦承自己的纠结——在笨拙的何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他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

现在,何伟回到了大洋彼岸,摇身做回彼得·海斯勒。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宰飞 题图来源:李楚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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