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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上自发兴起家庭互助养老模式,是禁还是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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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海燕 2021-08-31 07:11
摘要:互助养老的兴起,折射出岛上的养老发展模式选择的多元化。

“我要烧五个人的饭呢!”

58岁的施惠琴是崇明向化镇向化村村民。崇明人的厨房里通常少不了烧柴火的土灶,她家用的却是液化气和电饭煲。

搭伙吃饭的这五人,除了施惠琴和她丈夫,还有来自村里不同家庭的三位老人。她们吃住在施惠琴家,由她来照护,每人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动养老模式,崇明当地人称“民间养老”,这种模式的“民间养老”形态,向化镇最多时候有4家,前前后后达10年的光景。

互助养老的兴起,折射出岛上的养老发展模式选择的多元化。以向化镇为例,现有70—79岁的户籍老人有3795人,80—89岁的户籍老人有1695人,9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有306人。虽然镇公办的养老机构设施完善、床位也有空余,但受观念、经费、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使得互助式养老自然而然地形成,尤其在农村地区,对低端养老则有更多的需求。

如何探索适合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模式,对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模式,是取缔,还是支持?向化镇进行了探索。

不离乡土的托养照护

施惠琴照护的三位老人都是本村村民。两个是她远房亲戚,一个是她的邻居。

85岁毛彩琴眼睛不好,已经看不太清楚,出门要坐轮椅,她的儿子在上海市区打工;80岁的王品芬患有轻度痴呆,出门也要坐轮椅,两个女儿都在市区工作,留她独自一人在村里;86岁的顾秀芳倒是可以自己走动,但是患脑梗,上厕所需要人照护,她的儿子女儿都在市区工作。

施惠琴是三位老人的晚辈,从小和她们的子女一起读书、玩耍,“都是要好的小姐妹,现在她们都在外面工作,母亲年纪大了,就托付给我”。

尽管快到60岁了,施惠琴却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大,头发黝黑,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牙齿。大家夸她年轻,她拍拍发福的肚子:“肚子大,皮肤黑,不像城里人呀,显老!”

她要做的事多且杂。一大早,施惠琴赶到镇上集市买菜,她家大院的菜园里种了青菜、番茄、茄子、芋艿好几个品种。“也不能全吃菜园里的,要换换口味。”刮台风那几天,她一口气买了好多菜,储备在家里。

施惠琴家的院子,洗手池旁有一口井,旁边是菜园子。

厨房一角

她家很早就不烧大灶了,烧的是液化气。厨房里配了微波炉、电饭锅、电水壶等电器,还特地打了一整面的壁橱,里面叠放着一摞摞餐具。透过纱窗,看到一碗切好的五花肉。“今天的主菜是红烧肉!”她笑着说,这是自己的拿手菜,平时还会给老人包蛋饺、蒸狮子头、弄只烤鸭啥的,“反正每天都换花样,如果烧鱼,只能吃青鱼,没有骨头嘛,老人吃起来方便”。

院子里的晾衣竿上晾着好几件衣服,洗手池旁有一口井,施惠琴就用这井水来洗衣服。问她为啥不用洗衣机省点力气,施惠琴摆摆手说:“老人换下来的衣服不能混在一起洗。”

三位阿婆都患有慢性病,毛彩琴患糖尿病、高血压,顾秀芳患脑梗……施惠琴记着她们各自要吃的药。别人提醒她:“最好找个本子记下来,谁吃什么药,打个钩。”施惠琴点点头,听进去了。

夏天天气热,老人躺在床上休息,屋里打了空调,头顶的电风扇也在呼呼地吹。客厅里的墙上挂着一部42寸左右的液晶电视机,午睡起来的阿婆会看看电视,聊聊陈年往事。施惠琴如果手上没活,也会和她们聊聊天。

老人住的房间一角

施惠琴推着轮椅上的老人出来乘凉。

到了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乡村田野里吹来一阵阵风。这时,施惠琴放下手中的活,推着轮椅,让阿婆出来乘乘凉,透透气。腿脚好的顾阿婆自己走两圈,活动范围也就在宅前屋后。这也是老人们一天中比较惬意的时候。

身兼数职的施惠琴,是大厨,是洗衣妇,是陪聊,还是看护员。她最劳神的活儿,是每天要帮老人擦身、换衣、清理大小便。老人床边摆着一张古旧的木椅,仔细一看,是一把改装过的椅子,坐垫下面有个便盆。老人内急时,施惠琴要来搀扶一把。所以,施惠琴和老人住在一起,老人起夜要方便,按一下墙上的铃,她就爬起来帮忙。

这些琐碎而耗力的活,日复一日。“我这辈子就是吃苦耐劳。”施惠琴说,“几位阿婆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照料她们就如照顾自己的长辈。”

她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老人在她这里吃住也支付一定的费用,一个月通常在1200-1500元。这样她就多了一笔收入。

办这个养老场所,家人都很支持。一年里,丈夫有三个月在外打工,其余时间就帮她一起干杂活。在市区工作的儿子一家周末回崇明,也会搭一下手。这时,施惠琴就会感到轻松一点。

  简易的场所暗藏消防隐患

施惠琴家住了三位老人,房间里却摆着八张床。“以前最多时,屋子里住着七八个老人呢。”

施惠琴说的是辅房,这是主楼旁的两间平房。带客厅的大的那间放着四张床,住两位老人,小的那间也摆着四张床。施惠琴和另一位老人一起住,剩下的床都空着。

辅房里有四张床,施惠琴和老人各住一张,另外两张空着。

这个辅房前年新装修过,墙砖装饰看起来挺新。“人工费涨得厉害,当时花了30万。”施惠琴说。

相比之下,主楼显得比较老旧。靠西边的一间房堆着各种杂物,门窗的玻璃破损了,也不见修补。主楼厨房间打扫得挺干净,但看得出有些岁月了。

为什么主屋不舍得翻修,却舍得在辅房上投入?按照崇明的习俗,主房是主人居住的,施惠琴是为了半夜照顾老人才住进辅房。儿子回家时都住主屋。

施惠琴家的主房

施惠琴家辅房前晒着几件衣服。

一般情况下,辅房的条件比主房差不少,不少村民是用来放农具的。翻修前,施惠琴家的辅房也很简陋,而这么多老人集中住在一起,隐患不少。

 “你知道的,崇明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低。”向化镇副镇长周利说,辅房的消防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缺乏疏通渠道,如果按照养老机构的标准,这些辅房根本不达标。

为了改善老人们的住宿条件,同时也提升安全系数,施惠琴家重修了辅房,屋外还装了两个消防栓。不过即便如此,离正规的消防标准还是有距离的。

崇明区类似这样的互助养老场所还有几家,有的人家辅房条件更差,集中照护的老人却达八九位,这就引起了消防等部门的注意。

民间互助养老,这是村民自发兴起的新事物,却给有关乡镇出了道难题:从情感角度上看,这种养老模式满足了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住在施惠琴家的三位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如果独自留老人在家,身体好还行,如果身弱患病,甚至没有自理能力,这些老人该何去何从?而从安全等问题看,确实隐患重重。不仅是硬件设施,老人们的安全防护意识也很薄弱,如果一旦发生火灾,这些老人如何疏散?

 “住的老人越多,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崇明区民政局副局长杨中健说,因为消防等条件受限,要把这个互助养老模式合法化有一定难度,而政府部门也不能坐视不管。

有几家设施条件太差的民间养老场所一度被叫停,但是也没有全部禁止,而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施惠琴家的几个床位就保留了下来。

公办养老院虚位以待

向化镇上有一家公办养老院,拥有40多张床位,但一直没住满。

村民管这个敬老院叫“福利院”。在传统观念里,往往将养老院看成是“孤老院”“老年收容所”“福利院”,不但子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老人也不愿意去住。而把老人放到邻居家照护,村民们倒没啥说法。

不过,村民们的观念也在变化。镇上在大力改造养老院,增加硬件设施,提升软件水平。去年11月29日,焕然一新的向化镇养老院落成。床位从改造前的40个增加到121个。

新装修的向化镇养老院。

镇政府在价格上打出了亲民牌。在市区,差不多品质的养老院,一个床位的收费标准在4700元/月左右,郊区则是2890-4300元/月,而崇明更低一些,在2500-3800元/月。

“我们这个养老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崇明东部地区都排在前列,最高收费也不超过2900元。”周利说,向化镇拨了一笔补贴,一般重度老人收费在2600元,包括床位、伙食和护理,如果是低保户,再加上长护险补贴,最低1900元就可以住进来。

向化镇养老院的老人。

村镇干部一家家上门做推广。品质大幅提升、性价比超高,新落成的养老院吸引了一批村民。一番权衡比较,不少老人选择住进养老院。原来在施惠琴家托付的老人有5个,2个搬进镇上养老院。

养老院的价格有吸引力,但对有些家庭来说,还是太高。向化镇人大代表龚丽萍是司法所调解员,调解过不少养老矛盾。按照崇明风俗,老人的财产留给儿子不给女儿。而老人进养老院的费用一般需要子女分摊。嫁出去的女儿不想分摊这笔费用,而儿子也不想独自承担,为了这事,有的家庭甚至闹起来,僵持不下。而民间养老院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老人养老金每月1200元,邻居家开的床位费,正好把老人这笔养老金抵消,家庭矛盾也就没了。”龚丽萍说。“别小看这几百元,老人就这么点养老金。如果子女条件也不太好,这可能就是一家人矛盾的触发点。”

有的家庭并没有这个矛盾,但也苦于费用的门槛,有村民坦言:“我们看过新的敬老院,条件确实好,虽然政府有补贴,但还是支付不起啊。”

向化镇养老院目前住进来90位老人。

目前,向化镇养老院121张床位住进来90位老人,还有些床位空着。疫情期间,养老院管理比较严格,不方便家人探望。“有的老人觉得受限制,宁愿待在家里。”周利说,我们的收费不算高,但相比民间养老还是高的。镇上也在想办法增加补贴,能为老人再减免部分费用。

 能否作为有益的补充

崇明的风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好随意搬离。有的老人住在施惠琴家已经好几年了。她也想办个证,“没有证件,算是违规经营,总觉得不踏实”。

她知道这证很难办,而村里把她家纳入了日常管理。“村干部时不时上门关心,提醒我们要注意消防安全、食品卫生。有时叮嘱我不要用老式蚊香,要用电蚊香。”

周末,子女提着水果、蛋糕来探望老人,并关照施惠琴多做点好吃的。施惠琴叫他们放心,“都在一个锅子里吃饭的”。托养费用是口头商议的,他们没有签很正规的协议。施惠琴对这个并不在意:“都是乡亲嘛,有信任,有的三月一付,有的一月一付。”

住在施惠琴家的老人失能失智居多,如果出现风险,怎么应对?这样的顾虑也不是没有。这几年,她也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有位老人状况不好了,施惠琴连忙打电话给她女儿,对方一边从市区往崇明赶,一边让她先送老人去医院。“我二话没说叫了出租,把老人抬上去,开到城桥中心医院,帮她先垫付了费用。”

在崇明区,在家开养老院的一般都是夫妻档。夫妻俩身体都要好,都是任劳任怨型。向化镇上有一户年近退休的夫妻,操持着一个家庭养老院,同时照护着五六位老人。今年,男主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女主人无力再办养老院,就让家属把托付的老人都接回去了。

施惠琴暂时没有这样的忧虑,她关心的是,如果这些老人接回去后,谁来照护呢?

镇上排摸了一下基本养老情况。目前,向化镇80岁以上的老人要占三分之一。在未来五年中,有照护需求的老人将近200名,而当前镇级养老院的床位数仅121个。现在的养老床位即使还空出不少,但接下来也未必能全部解决问题。

“公办养老院床位不够,家庭互助养老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辰认为,上海远郊地区的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也期待在自己熟悉的家乡安享晚年。她建议,政府能够对这种托养模式加以规范,并研究通过民事关系引导托养双方明确各自权责。

傍晚一刻。

“据我们了解,在崇明、松江等农村地区都有存在这种模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市民政局做过一次排摸,要求将这些场所参照养老机构纳入疫情防控全覆盖管理。在他们看来,这种依托熟人社区、非正式的一种托养模式,不属于规范的养老机构,但其在客观上满足了远郊地区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的托养照护需求。

“我们正在研究对其指导和规范的具体方案。”市民政局表示,总的思路是,要将其纳入政府相关管理范畴,不能置之不理或简单予以取缔,而是要疏堵结合,引导其规范发展,并加强有关风险防范的宣传,提醒托养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引导老年人的子女履行监护义务。

 记者手记

何处终老是乡

文/王海燕

这是一个崇明留守老人的养老故事。

很多年轻人到市区工作,留下老人在岛上,这是崇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都面临的现状。一旦这些留守老人到了需要搀扶一把的年纪,他们如何来养老?

有的老人被接到了子女身边,有的老人住进了养老院,可还是有一部分老人因为各种原因,只能独留乡村。

怎么办?崇明农村地区自发兴起的这种互助养老模式,似乎是一种“解题”方式:子女把父母托付给乡人照护,减轻了负担,老人则得到基本照料,照护者也获得一份收入。

说句心里话,记者走进这样的互助养老家庭,起初是有些失望的。这里的设施条件简单、乡土,看不到什么高大上的护理设备,也谈不上什么专业护理水平,也就是普通人家添了几张床、多了几双筷子。但也是在这里,迟暮老人多了位喂药、洗衣、陪护起夜的守护者,满足了不离乡的托养照护需求。

老人选择在这里养老,有经济上的现实考虑,亦是乡情的一份选择。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那么,假如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的确,在那个熟悉的邻家,托养的老人们基本融入了对方家庭的日常生活里,甚至中秋佳节、大年夜里,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也是守在一起过。他们本就是邻居、远亲,一样的乡音、共同的回忆,当子女没时间看望他们时,他们在乡亲那里找到一份熟悉的乡情,也保持着一份尊严。

但是,这种依托熟人社区、非正式的托养模式并不规范,也存在着种种安全隐患。这个新的养老模式也给当地政府出了难题:是简单地取缔,还是置之不理,抑或是支持。如果支持,又怎么支持?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题路径,但初步的思路有了:疏堵结合、分类管理。一方面政府在大力发展公办养老床位;另一方面,也在逐步引导、规范这些民间养老院。

采访中,不少代表希望能在农村风俗和法律之间做个平衡,尤其是在满足低端养老需求上能给予一定空间。政府也应该在养老服务和机制上不断创新,让每个老人都能及时得到医疗及养护服务。只有这样,慢慢变老才是一件幸福而有尊严的事。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海燕 题图来源:王海燕摄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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