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烧五个人的饭呢!”

58岁的施惠琴是崇明向化镇向化村村民。崇明人的厨房里通常少不了烧柴火的土灶，她家用的却是液化气和电饭煲。

搭伙吃饭的这五人，除了施惠琴和她丈夫，还有来自村里不同家庭的三位老人。她们吃住在施惠琴家，由她来照护，每人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动养老模式，崇明当地人称“民间养老”，这种模式的“民间养老”形态，向化镇最多时候有4家，前前后后达10年的光景。

互助养老的兴起，折射出岛上的养老发展模式选择的多元化。以向化镇为例，现有70—79岁的户籍老人有3795人，80—89岁的户籍老人有1695人，9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有306人。虽然镇公办的养老机构设施完善、床位也有空余，但受观念、经费、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使得互助式养老自然而然地形成，尤其在农村地区，对低端养老则有更多的需求。

如何探索适合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模式，对这种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模式，是取缔，还是支持？向化镇进行了探索。

不离乡土的托养照护

施惠琴照护的三位老人都是本村村民。两个是她远房亲戚，一个是她的邻居。

85岁毛彩琴眼睛不好，已经看不太清楚，出门要坐轮椅，她的儿子在上海市区打工；80岁的王品芬患有轻度痴呆，出门也要坐轮椅，两个女儿都在市区工作，留她独自一人在村里；86岁的顾秀芳倒是可以自己走动，但是患脑梗，上厕所需要人照护，她的儿子女儿都在市区工作。

施惠琴是三位老人的晚辈，从小和她们的子女一起读书、玩耍，“都是要好的小姐妹，现在她们都在外面工作，母亲年纪大了，就托付给我”。

尽管快到60岁了，施惠琴却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大，头发黝黑，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牙齿。大家夸她年轻，她拍拍发福的肚子：“肚子大，皮肤黑，不像城里人呀，显老！”

她要做的事多且杂。一大早，施惠琴赶到镇上集市买菜，她家大院的菜园里种了青菜、番茄、茄子、芋艿好几个品种。“也不能全吃菜园里的，要换换口味。”刮台风那几天，她一口气买了好多菜，储备在家里。

施惠琴家的院子，洗手池旁有一口井，旁边是菜园子。

厨房一角

她家很早就不烧大灶了，烧的是液化气。厨房里配了微波炉、电饭锅、电水壶等电器，还特地打了一整面的壁橱，里面叠放着一摞摞餐具。透过纱窗，看到一碗切好的五花肉。“今天的主菜是红烧肉！”她笑着说，这是自己的拿手菜，平时还会给老人包蛋饺、蒸狮子头、弄只烤鸭啥的，“反正每天都换花样，如果烧鱼，只能吃青鱼，没有骨头嘛，老人吃起来方便”。

院子里的晾衣竿上晾着好几件衣服，洗手池旁有一口井，施惠琴就用这井水来洗衣服。问她为啥不用洗衣机省点力气，施惠琴摆摆手说：“老人换下来的衣服不能混在一起洗。”

三位阿婆都患有慢性病，毛彩琴患糖尿病、高血压，顾秀芳患脑梗……施惠琴记着她们各自要吃的药。别人提醒她：“最好找个本子记下来，谁吃什么药，打个钩。”施惠琴点点头，听进去了。

夏天天气热，老人躺在床上休息，屋里打了空调，头顶的电风扇也在呼呼地吹。客厅里的墙上挂着一部42寸左右的液晶电视机，午睡起来的阿婆会看看电视，聊聊陈年往事。施惠琴如果手上没活，也会和她们聊聊天。

老人住的房间一角

施惠琴推着轮椅上的老人出来乘凉。

到了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乡村田野里吹来一阵阵风。这时，施惠琴放下手中的活，推着轮椅，让阿婆出来乘乘凉，透透气。腿脚好的顾阿婆自己走两圈，活动范围也就在宅前屋后。这也是老人们一天中比较惬意的时候。

身兼数职的施惠琴，是大厨，是洗衣妇，是陪聊，还是看护员。她最劳神的活儿，是每天要帮老人擦身、换衣、清理大小便。老人床边摆着一张古旧的木椅，仔细一看，是一把改装过的椅子，坐垫下面有个便盆。老人内急时，施惠琴要来搀扶一把。所以，施惠琴和老人住在一起，老人起夜要方便，按一下墙上的铃，她就爬起来帮忙。

这些琐碎而耗力的活，日复一日。“我这辈子就是吃苦耐劳。”施惠琴说，“几位阿婆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照料她们就如照顾自己的长辈。”

她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老人在她这里吃住也支付一定的费用，一个月通常在1200-1500元。这样她就多了一笔收入。

办这个养老场所，家人都很支持。一年里，丈夫有三个月在外打工，其余时间就帮她一起干杂活。在市区工作的儿子一家周末回崇明，也会搭一下手。这时，施惠琴就会感到轻松一点。

  简易的场所暗藏消防隐患

施惠琴家住了三位老人，房间里却摆着八张床。“以前最多时，屋子里住着七八个老人呢。”

施惠琴说的是辅房，这是主楼旁的两间平房。带客厅的大的那间放着四张床，住两位老人，小的那间也摆着四张床。施惠琴和另一位老人一起住，剩下的床都空着。

辅房里有四张床，施惠琴和老人各住一张，另外两张空着。

这个辅房前年新装修过，墙砖装饰看起来挺新。“人工费涨得厉害，当时花了30万。”施惠琴说。

相比之下，主楼显得比较老旧。靠西边的一间房堆着各种杂物，门窗的玻璃破损了，也不见修补。主楼厨房间打扫得挺干净，但看得出有些岁月了。

为什么主屋不舍得翻修，却舍得在辅房上投入？按照崇明的习俗，主房是主人居住的，施惠琴是为了半夜照顾老人才住进辅房。儿子回家时都住主屋。

施惠琴家的主房

施惠琴家辅房前晒着几件衣服。

一般情况下，辅房的条件比主房差不少，不少村民是用来放农具的。翻修前，施惠琴家的辅房也很简陋，而这么多老人集中住在一起，隐患不少。

 “你知道的，崇明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低。”向化镇副镇长周利说，辅房的消防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缺乏疏通渠道，如果按照养老机构的标准，这些辅房根本不达标。

为了改善老人们的住宿条件，同时也提升安全系数，施惠琴家重修了辅房，屋外还装了两个消防栓。不过即便如此，离正规的消防标准还是有距离的。

崇明区类似这样的互助养老场所还有几家，有的人家辅房条件更差，集中照护的老人却达八九位，这就引起了消防等部门的注意。

民间互助养老，这是村民自发兴起的新事物，却给有关乡镇出了道难题：从情感角度上看，这种养老模式满足了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住在施惠琴家的三位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如果独自留老人在家，身体好还行，如果身弱患病，甚至没有自理能力，这些老人该何去何从？而从安全等问题看，确实隐患重重。不仅是硬件设施，老人们的安全防护意识也很薄弱，如果一旦发生火灾，这些老人如何疏散？

 “住的老人越多，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崇明区民政局副局长杨中健说，因为消防等条件受限，要把这个互助养老模式合法化有一定难度，而政府部门也不能坐视不管。

有几家设施条件太差的民间养老场所一度被叫停，但是也没有全部禁止，而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施惠琴家的几个床位就保留了下来。

公办养老院虚位以待

向化镇上有一家公办养老院，拥有40多张床位，但一直没住满。

村民管这个敬老院叫“福利院”。在传统观念里，往往将养老院看成是“孤老院”“老年收容所”“福利院”，不但子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老人也不愿意去住。而把老人放到邻居家照护，村民们倒没啥说法。

不过，村民们的观念也在变化。镇上在大力改造养老院，增加硬件设施，提升软件水平。去年11月29日，焕然一新的向化镇养老院落成。床位从改造前的40个增加到121个。

新装修的向化镇养老院。

镇政府在价格上打出了亲民牌。在市区，差不多品质的养老院，一个床位的收费标准在4700元/月左右，郊区则是2890-4300元/月，而崇明更低一些，在2500-3800元/月。

“我们这个养老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崇明东部地区都排在前列，最高收费也不超过2900元。”周利说，向化镇拨了一笔补贴，一般重度老人收费在2600元，包括床位、伙食和护理，如果是低保户，再加上长护险补贴，最低1900元就可以住进来。

向化镇养老院的老人。

村镇干部一家家上门做推广。品质大幅提升、性价比超高，新落成的养老院吸引了一批村民。一番权衡比较，不少老人选择住进养老院。原来在施惠琴家托付的老人有5个，2个搬进镇上养老院。

养老院的价格有吸引力，但对有些家庭来说，还是太高。向化镇人大代表龚丽萍是司法所调解员，调解过不少养老矛盾。按照崇明风俗，老人的财产留给儿子不给女儿。而老人进养老院的费用一般需要子女分摊。嫁出去的女儿不想分摊这笔费用，而儿子也不想独自承担，为了这事，有的家庭甚至闹起来，僵持不下。而民间养老院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老人养老金每月1200元，邻居家开的床位费，正好把老人这笔养老金抵消，家庭矛盾也就没了。”龚丽萍说。“别小看这几百元，老人就这么点养老金。如果子女条件也不太好，这可能就是一家人矛盾的触发点。”

有的家庭并没有这个矛盾，但也苦于费用的门槛，有村民坦言：“我们看过新的敬老院，条件确实好，虽然政府有补贴，但还是支付不起啊。”

向化镇养老院目前住进来90位老人。

目前，向化镇养老院121张床位住进来90位老人，还有些床位空着。疫情期间，养老院管理比较严格，不方便家人探望。“有的老人觉得受限制，宁愿待在家里。”周利说，我们的收费不算高，但相比民间养老还是高的。镇上也在想办法增加补贴，能为老人再减免部分费用。

 能否作为有益的补充

崇明的风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好随意搬离。有的老人住在施惠琴家已经好几年了。她也想办个证，“没有证件，算是违规经营，总觉得不踏实”。

她知道这证很难办，而村里把她家纳入了日常管理。“村干部时不时上门关心，提醒我们要注意消防安全、食品卫生。有时叮嘱我不要用老式蚊香，要用电蚊香。”

周末，子女提着水果、蛋糕来探望老人，并关照施惠琴多做点好吃的。施惠琴叫他们放心，“都在一个锅子里吃饭的”。托养费用是口头商议的，他们没有签很正规的协议。施惠琴对这个并不在意：“都是乡亲嘛，有信任，有的三月一付，有的一月一付。”

住在施惠琴家的老人失能失智居多，如果出现风险，怎么应对？这样的顾虑也不是没有。这几年，她也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有位老人状况不好了，施惠琴连忙打电话给她女儿，对方一边从市区往崇明赶，一边让她先送老人去医院。“我二话没说叫了出租，把老人抬上去，开到城桥中心医院，帮她先垫付了费用。”

在崇明区，在家开养老院的一般都是夫妻档。夫妻俩身体都要好，都是任劳任怨型。向化镇上有一户年近退休的夫妻，操持着一个家庭养老院，同时照护着五六位老人。今年，男主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女主人无力再办养老院，就让家属把托付的老人都接回去了。

施惠琴暂时没有这样的忧虑，她关心的是，如果这些老人接回去后，谁来照护呢？

镇上排摸了一下基本养老情况。目前，向化镇80岁以上的老人要占三分之一。在未来五年中，有照护需求的老人将近200名，而当前镇级养老院的床位数仅121个。现在的养老床位即使还空出不少，但接下来也未必能全部解决问题。

“公办养老院床位不够，家庭互助养老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辰认为，上海远郊地区的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也期待在自己熟悉的家乡安享晚年。她建议，政府能够对这种托养模式加以规范，并研究通过民事关系引导托养双方明确各自权责。

傍晚一刻。

“据我们了解，在崇明、松江等农村地区都有存在这种模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市民政局做过一次排摸，要求将这些场所参照养老机构纳入疫情防控全覆盖管理。在他们看来，这种依托熟人社区、非正式的一种托养模式，不属于规范的养老机构，但其在客观上满足了远郊地区农村老年人不离乡土的托养照护需求。

“我们正在研究对其指导和规范的具体方案。”市民政局表示，总的思路是，要将其纳入政府相关管理范畴，不能置之不理或简单予以取缔，而是要疏堵结合，引导其规范发展，并加强有关风险防范的宣传，提醒托养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引导老年人的子女履行监护义务。

 记者手记

何处终老是乡

文/王海燕

这是一个崇明留守老人的养老故事。

很多年轻人到市区工作，留下老人在岛上，这是崇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都面临的现状。一旦这些留守老人到了需要搀扶一把的年纪，他们如何来养老？

有的老人被接到了子女身边，有的老人住进了养老院，可还是有一部分老人因为各种原因，只能独留乡村。

怎么办？崇明农村地区自发兴起的这种互助养老模式，似乎是一种“解题”方式：子女把父母托付给乡人照护，减轻了负担，老人则得到基本照料，照护者也获得一份收入。

说句心里话，记者走进这样的互助养老家庭，起初是有些失望的。这里的设施条件简单、乡土，看不到什么高大上的护理设备，也谈不上什么专业护理水平，也就是普通人家添了几张床、多了几双筷子。但也是在这里，迟暮老人多了位喂药、洗衣、陪护起夜的守护者，满足了不离乡的托养照护需求。

老人选择在这里养老，有经济上的现实考虑，亦是乡情的一份选择。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那么，假如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的确，在那个熟悉的邻家，托养的老人们基本融入了对方家庭的日常生活里，甚至中秋佳节、大年夜里，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也是守在一起过。他们本就是邻居、远亲，一样的乡音、共同的回忆，当子女没时间看望他们时，他们在乡亲那里找到一份熟悉的乡情，也保持着一份尊严。

但是，这种依托熟人社区、非正式的托养模式并不规范，也存在着种种安全隐患。这个新的养老模式也给当地政府出了难题：是简单地取缔，还是置之不理，抑或是支持。如果支持，又怎么支持？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题路径，但初步的思路有了：疏堵结合、分类管理。一方面政府在大力发展公办养老床位；另一方面，也在逐步引导、规范这些民间养老院。

采访中，不少代表希望能在农村风俗和法律之间做个平衡，尤其是在满足低端养老需求上能给予一定空间。政府也应该在养老服务和机制上不断创新，让每个老人都能及时得到医疗及养护服务。只有这样，慢慢变老才是一件幸福而有尊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