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俯瞰车水马龙，一边是咖啡飘香，一堂题为“闹市中的哲学课”的讲座，把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学衡（原马一浮）国际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彭国翔请到了上海。“闹市”，既是城市中心的繁华，亦是当代人无法逃脱甚至赖以生存的生活现状。在彭国翔看来，真正的哲学是“日用”的，是一种在闹市中保持心灵自省自觉的“活法”。

彭国翔的新著《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以下简称《中国哲学方法论》）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本在疫情期间整理诞生的著作记录了一位学人在全球性事件面前的独特思考。

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思考，“学而时习之”，保持心灵的自省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活法”

上书房：前不久，您和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华东师大刘梁剑教授在上海新天地广场的三联书店做了一场“闹市中的哲学课”讲座。一般人对哲学的印象有点“高冷”，似乎离社会、离人们的生活有些距离，“闹市中的哲学课”是否代表哲学走出书斋的一种姿态？

彭国翔：“闹市中的哲学课”这个题目，是上海三联书店黄韬先生定的，我觉得非常好。如你所说，大众常有一种误会，总觉得哲学不仅是象牙塔里的，而且是塔尖上的，好像是远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一种“高冷”的东西。其实，哲学本来是一种人生智慧和生活方式，如果变成纯粹和实际生活无关的“观念的游戏”，那只能意味着哲学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以“闹市中的哲学课”为题，特意选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心地段来讨论哲学，不仅代表哲学走出书斋，其实更可以说是要为哲学正本清源，消除大众对于什么是哲学的误会。

哲学当然离不开反省和思考的活动，但这种反省和思考不仅不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抽象思辨，反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对于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和罗马哲学，我们以往大都视之为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单纯意识活动。但是，根据晚近西方一些一流哲学家对于古希腊和罗马哲学的检讨，那个时候的哲学不仅不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无关的静观，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欲望的治疗”。这当然和我们中国哲学的传统，包括儒、释、道三家，就比较接近了。

简单地说，与那种“日用而不知”甚至“浑浑噩噩”的生活方式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思考，“学而时习之”，保持心灵的自省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活法”。而且，通过不断地反省和思考，非但可以让我们享受其中的乐趣，更可以从中提炼一种看待自我、他人、社会和宇宙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试想一下，心智成熟、精神富足、气定神闲的生活，比起忙忙碌碌、身心疲惫、六神无主、患得患失的生活，岂不是美好得多？所以说，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发生作用的。一个人真正信奉的哲学，不是挂在嘴上，而是由其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来显示的。

上书房：这堂“闹市中的哲学课”，话题是从“什么是中国哲学”开始的。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彭国翔：这是因为“中国哲学”还是一个需要加以界定的概念。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哲学”，首先要区分一组概念，即“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在中国的哲学”不仅包含中国哲学，也包含今天在中国发展的各种流派的西方哲学。而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是指从先秦诸子、孔孟老庄一路下来，包括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这样一个思想的传统。换句话说，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儒、释、道的基础上和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哲学传统。

其次，我们虽然可以说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有哲学的传统，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的引入发展起来的。这与传统的儒、释、道的思想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哲学”，主要就是这种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把我们谈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界定清楚，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上书房：您有一个观点，中国哲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哲学”。

彭国翔：是的，这应该是我最早提出的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强调的是：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处在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关系中，或者说借鉴了西方哲学的一些观念资源和架构，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蕴含予以重新诠释和建构。当然，西方哲学五光十色，借鉴哪一种或哪些流派来帮助我们重新诠释和建构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用现代的语言更清楚地讲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21世纪初，学界曾有过一场讨论，有人甚至怀疑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哲学”是一个外来词，汉语里本来有“哲”，也有“学”，但组合成“哲学”，是翻译而来的。2000年，德里达来访中国时曾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个话并不是要贬低中国文化，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传统希腊意义上的哲学。但是，希腊意义上的哲学是什么？是我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静观思辨吗？刚才已经提到，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哲学界一流的学者自己否认了。再进一步，“哲学”的定义是西方一家一派所能够独占的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哲学”呢？正是以此为契机，我对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以及如何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建构进行了较为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这本《中国哲学方法论》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与最近发表的一篇跨度16年，中心就是围绕这个问题。

上书房：《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副标题即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治‘中国哲学’”。

彭国翔：如何治中国哲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上传统的中国哲学予以充分的诠释，一是如何在现当代构建一个新的中国哲学的形态。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路径，但彼此相关。

我们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到底什么是“原汁原味”呢？以《老子》为例，如果把原文从头到尾背一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但今天的读者能理解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如何用现代的语言解释中国哲学——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就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在讨论中西交流时，不仅要借鉴、吸收西方的理论，还要主动介入世界哲学的发展，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今天，世界上不同的哲学传统处在一个共生共成的时代，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越来越意识到参考、借鉴东方文明和智慧的必要性，我们同样应该主动参与世界哲学的发展潮流，共建互补。

在中西视野中重建“斯文”
“斯文”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斯文”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

上书房：在您的论著中，中西哲学的比较一直是引人瞩目的方面。与您的求学、治学经历相连，是如何形成这样的视野的？

彭国翔：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当时，我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如今看来，这反而是好事，因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中西各种哲学论著；而且，我的阅读范围不只哲学，还有历史和宗教。这样，不限于一家一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自身程度的提高，逐渐形成了鉴别和判断的能力。我经常拿练武打比方。如果你能够广泛学习各家各派的武艺，博采众长，那么，你不仅可以逐步提高自身的武功，也能够提升鉴别和判断各家各派武林人士武功高下的能力。具备了这种能力，在进一步习武的过程中，你自然会选择武功高强的武艺练习，不会将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些乏善可陈的武功之上了。读书也是一样，阅读真正一流学者的著作，效果事半功倍，否则就不免事倍功半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念大学时，不仅阅读中国大陆学者的著作，也阅读了很多港台地区和西方学者的著作。这不仅让我自始就具备了比较广阔的视野，也让我接触到了海内外一线学者的著作。这里略举数例。中国大陆的学者中，有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海外学者的著作，中文世界里，哲学方面给我较大影响的是牟宗三、唐君毅两位先生，史学方面是钱穆和余英时两位先生。英语世界里则有狄培理先生等。这些先生的著作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你注意到的那种中西比较的视野。

中西哲学比较方面影响我的师长和经历很多，尤其是我的海外经验。例如，经由安乐哲先生提名和夏威夷大学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投票，我获选2003年到夏威夷大学担任安德鲁斯讲座客座教授。对我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自觉和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也是我更直接地参与英语世界中国哲学乃至中国研究的开始。从那以后，随着我在海外尤其欧美各地高校和学术机构客座与访问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在“比较哲学”这一理解的基础之上从事中国哲学的思考也就日益成熟和系统了。

上书房：您担任过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海外研究、讲学经验在同代学者中殊为丰富。给外国学生讲中国哲学，有难度吗？

彭国翔：严格来说，我正式的教学经历正是从2003年至2004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开始的。教美国学生中国哲学，难度当然很大，当时对我是一个挑战。

用外语讲授中国哲学，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文化问题。举个例子，宋明理学里所讲的“神”，并不等于西方的上帝，怎么翻译？必须在不同的文化脉络里找到相对接近的语汇。我会用美国学生熟悉的文化历史典故帮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再比如，谈到武侠小说里的“命门”一词，我就用希腊神话中的“Achilles’ Heel”，中文译为“阿喀琉斯之踵”，来加以解释，这样美国学生就能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讲的是中国哲学，但也得了解西方的文化和传统，如此在面对西方学生时，才能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观念。

当然，给外国学生讲中国哲学还有另一个前提要求，或者说更为根本的，是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有正确、透彻的掌握。身为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专业学者，必须熟悉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如果只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即便有海外留学经验，英文过关，缺乏中国古典和文化传统的专业训练，甚至连辨认繁体字都成问题的话，也是无法讲对、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在，我们常常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当然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数千年以来都有哪些故事，然后才有可能“讲好中国故事”。是否能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单凭掌握外语就能胜任的。

上书房：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重建斯文”，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富强之外，还要有“斯文”。如何理解“斯文”呢？

彭国翔：这个问题在我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一书中有较为充分的探讨。大体来说，“斯文”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这种文化传统在思维和生活方式、典章制度、器物工艺层面的表现。后者更多地用“文明”来称呼。世界上不同地区和民族，可以说都有各自的“斯文”。对中国来说，“斯文”就是从周代以来形成的包括儒、释、道在内，特别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我们的“斯文”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

当然，这个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吸收其他传统的养分而“日新日成”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很多在先秦时期没有或者不是重点的内容，随着儒学对于其他传统的吸收，也早已构成了儒学乃至中国“斯文”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是，世界上各大文化传统之间，或者说各种“斯文”之间，在各有其特性的同时，也不无共性。正是这些共性，构成了人类文化或文明的普遍性。

总之，对于我们自己的“斯文”或者说“文明”，我想强调两点：其一，要意识到这一文化传统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动态过程，不是一个一成不变、抱残守缺的静态结构。其二，要意识到世界上不同“斯文”之间的共性，无论这种共性是原本固有，还是彼此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仍然存活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具备这样两个方面。当我们从所谓“文明论”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世界上不同的族群、社会和国家时，切忌无形中把不同的文明视为各自静止、彼此不同、不能也不需要交融的僵化“类型”。因此，《重建斯文》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重建“斯文”，或者说重建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要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人文与理性”“公平与正义”的优秀成分。这才是当今之际我们的“斯文”。

自觉读书思考形成“见识”
在人人都能发言的社交媒体时代，格外需要充分的专业意识和自觉，不轻信和盲从专业资质之外的权威

上书房：儒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前段时间，“文科无用论”曾引发争议。在您眼中，哲学之用、文科之用表现在何处？

彭国翔：哲学和文科是不是有用，需要对“用”的意义首先做出澄清，否则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我们追问“文科无用论”的持论者理解的“用”是什么意思，恐怕大部分是缺乏自觉反省而说不出个一二的。其实，他们感觉中的“用”，基本是指日常生活的“实用”之“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承认哲学和整个文科的确“无用”呢？有些人文学者，正是从接受这一看法出发，用所谓“无用之用”之类的说辞来为文科辩护。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是在日常生活的实用之用这个意义上，“文科无用论”是站不住脚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相信这种看法至今依然很有市场。可是，经过数十年的思考，我的看法是，包括理、工、农、医在内的知识和技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占据的比例并不大。试想，在我们每天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中，决定我们行为的观念，特别是那些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价值观念，究竟有多少是由理、工、农、医的那些知识所塑造的呢？决定我们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各种行为背后的那些观念，如果主要并不是由理、工、农、医的知识和技能来塑造的，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待人接物的一个个具体行为，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显然，那是由我们的价值系统所决定的。

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人和事，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对待和处理方式呢？是因为不同的人各自具有的价值系统不同。而对于负责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价值系统来说，如果不只是来源于父母家庭和社会风俗影响所致的那种“不知不觉”的“积习”，而是可以通过自觉的读书思考来使之成为一种“见识”和“自觉”，那么，人文学科，尤其是承载着人类经验千锤百炼而来的智慧的人文经典，无疑是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文科不仅不是无用，反而是太有用了。我大学是政治学专业，而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并不是人文学科。为什么我“不务正业”地转入了人文学科呢？正是因为切身的经验告诉我，人文学科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大有用途。而且，对此我越来越坚信不疑。

上书房：您强调，知识人对时代的关注，要严格建立在自己所学的基础之上，不然就会产生有“公共”而无“知识”的现象。在人人都能发言的社交媒体时代，“专业”是否变得格外重要？

彭国翔：是的，我认为专业意识目前格外重要。我一直觉得当今中国社会的专业意识过于薄弱，媒体更容易凸显这一问题。我经常打的一个比方就是，如果我去社会上向大众宣讲量子力学，大家肯定会觉得，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的教授来讲量子力学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没有接受过那方面的专业训练。一定要去讲的话，只能是忽悠人。可是，讲国学、儒学、文学、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大家似乎就不太注重讲者自身的专业背景了。好像在人文方面，随便什么人就都可以“指点江山”了。这当然是不注重专业的表现，而不注重专业的结果，就是社会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忽悠”，流淌着各种各样的“鸡汤”。鸡汤如果只是没有营养倒也罢了，如果有毒的话，饮者就会身受其害了。

如今，早已不再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已经可以让人们彼此之间动辄产生强烈的“隔行如隔山”之感。而在人人都能发言的社交媒体时代，就格外需要大家具备充分的专业意识和自觉。不轻信和盲从专业资质之外的任何权威，包括地位、名气等，更不要说流量产生的所谓人气。

一方面，在聆听任何人讲话时，我们首先要问，此人对其所讲的话题和领域，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资质。比如谈的是医学问题，那就要先看此人是否具有医学方面的专业学位以及足够的从医经验。再比如，一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名人”谈论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听者将其所说当成专家意见，甚至指导自己的财务行为，多半就会蒙受有“公共”而无“知识”的非专业之害。辨别一个人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资质并不难，看看其人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即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在发表意见时，也要严格自律，不要轻易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和领域指手画脚。

总之，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具备足够的专业意识和自觉，一个社会才能健康良序，各种“自欺欺人”才能无所遁形。

《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
彭国翔 著
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