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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王邦佐先生:他的心中有“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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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罗峰 2021-08-26 13:26
摘要:先生的家国情怀、道德文章、宽厚旷达等值得我们学生永远珍藏与继承!

8月24日上午8:50分,正在开会的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沉痛哀悼我们敬爱的王邦佐老师仙逝。”从知道这个噩耗后,当我工作之余独处的时候,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风骨风范,先生的谆谆教诲,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翻开先生送给我的《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又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笑容、那熟悉的笔迹,记忆的闸门不可抑制地被打开,往事如潮般地涌入脑海。特别是看到“留念”这两个字,我才惊觉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这本书真的就是“留念”了……

从来不端架子的“大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大概是在1998年,当时他已在市社联工作,在复旦和孙关宏老师合开一门政治学原理的课。来自偏远农村的我当时很木讷、胆小,加上开始普通话不大标准,不敢在像先生这样的“大人物”面前说话。他看出我胆怯的心理,鼓励我多发言、讲话,多练笔。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某次发言后,先生对我说“讲得很好嘛”,这给了我极大的学习信心与勇气。从那年以后,开启了我们之间20多年从没间断的师生交往与情感交流,直到被疫情无情地阻隔,我最后一次见先生被永远定格在2020年10月11日。

往事如潮,涌上心头。

我记得在学习十五大报告时,写过一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小文章,先生不仅帮我修改完善,而且推荐到刊物上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过了不久,令我没想到的是,工作繁忙的先生竟托人带来了该文被《文摘报》摘录的小“豆腐块”,他对学生的上心与关爱可见一斑。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个“豆腐块”。后来跟着先生读了博士,他鼓励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项目课题组,正是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孕育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博士论文要出版之际,他又从他的课题经费中挤出费用以供出版。

在跟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关注论文选题、文章结构这样的大问题,也时常提醒我们要注意细节,要锤炼、推敲文字,绝对不能犯政治性、常识性的错误。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业外,他还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当评上副教授后,我喜滋滋地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他当然很高兴,但同时又说,还要继续努力、多出成果,争取早点上教授。前几年,当他得知我担任市委党校某一行政岗位,特意嘱咐我要“双肩挑”,千万别丢了自己的老本行,还是要抽空写论文,不仅要写学术文章,也要写在报纸上发表的宣传文章,因为它们的受众、影响面不一样。

先生不仅关心我的成长与发展,我成家有了孩子后,他和师母方老师又关心起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每次离开先生家,他们总是让我带走一些给小孩的食品、衣物,并且还提醒我在小孩教育上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写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先生实际上早已是我的指路明灯,当我迷惘时,能给我廓清迷雾、指明努力方向;当我懈怠时,给我指出新的问题和努力的新目标,激励我奋力前行。尽管这两年,因为身体原因,先生的话语变得不再那么明朗,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向他诉说、汇报,听从他的建议。但从今往后,天人两隔,这些迷惘、烦恼我该向何人诉说?!

举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

如果说,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关心,体现出老师的人之常情的“私心”,那么他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对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与关爱,更说明先生是有“大爱”之人。

他经常对我们讲,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执政党的因素、体制的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尽管其中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先生特别反感那种在情况不明、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无端解构与批判。先生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从自己的成长、发展经历中得出来的符合更多人利益的理性的结论。先生小时候家境贫寒,放过牛,靠亲戚与老师的接济、资助才考上大学,完成学业。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经历很丰富,可以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那就是《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先生87年的人生岁月,真正地历经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这可能是他有那种政治态度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先生对事业的倾力,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学界戏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有“中国MPA之父”之称的夏书章老先生就盛赞该班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由此复旦政治学奠定了在全国的影响力。在今天看来,讲习班这种形式在全国各大高校、各大学科可谓遍地开花,司空见惯,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种形式可谓石破天惊,并且操作远比想象中困难。这不仅仅是经费问题,更多的还体现在先生决策的果敢与担当、做事的投入与精细上。说老实话,这个故事我早已知道,但对具体的细节与运作并无概念。直到2020年9月参加了我校举办的“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暨全过程民主理论研讨会”,先生的亲密战友孙关宏先生深情回顾了举办过程中的种种难题,说真的是“拼命”,我对此事才有了新的认识。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当时先生还是年轻的小讲师,就敢于在这么大的场合主动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二是请授课老师很困难,耗时费力。因为当时上海的通讯、交通条件还不发达,连固定电话联系都很难做到,更谈不上现在的短信、微信方式,同授课老师联络基本上都是靠腿跑,也就是要同老师当面联系与确认,为此真的是把鞋子给磨破了。年过八旬的孙老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度落泪,在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学人无不为之动容。

“人走茶凉”在先生那里是从来没有的

至于王老师对后辈的提携、帮助,在政治学界乃至整个学界早已传为佳话。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打破常规、不计个人得失,在关涉年轻人发展的职称晋升上,甘当人梯,并且说出了“高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更贴切些”这样的金句。正是在先生等老一辈政治学人的努力下,复旦大学政治学形成了提携、关心年轻人的传统与氛围。我多次听先生说过,年轻人超过上一代人,这是好事,否则事业如何发展?先生桃李满天下,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而且对复旦的学生,对学生的学生,对其他高校的政治学人,都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很多学生、学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在来到上海后、在退休之后,都不忘到先生家里、到医院来看望,有的不止一次两次;我也经常收到不少同仁的邀约,说什么时候再一起去看王老师。在先生生病住院的这几年里,除了疫情这段时间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去看望先生的人可谓是一波又一波。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的人格魅力,退休那么多年,“人走茶凉”在先生那里是从来没有的。

先生的这种大爱,不仅体现在对国家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着与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也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感恩、宽容与大度上。先生小时候家里清苦,靠亲戚、老师的资助才完成学业。工作后,先生从没忘记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亲戚,不仅年年登门看望,而且还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先生也是出了名的孝子,工作后每月雷打不动寄钱养家,直至母亲去世。对亲情,先生有着深深的眷恋。2013年有幸陪先生一起回他武汉老家,祭奠了他的父母亲,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却了他的心愿;先生的妹妹知道离乡游子的口味,特意给他做了藕炖排骨汤,让我感觉到了他们浓浓的亲情。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未对我讲起其他人的不是,更多的是讲怎样团结他人、与人为善,有的甚至是以德报怨。对待朋友,先生坚信“君子之交淡如水”,并以孙关宏老师为例,说尽管他们很少见面,在过年过节从未有任何金钱与物质上的往来,却总能在重大事情上心心相印、情同手足。

纸短情长,同先生20多年的交往、受先生恩泽,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对学生而言,留下了满满的充满感激的回忆。先生的家国情怀、道德文章、宽厚旷达等值得我们学生永远珍藏与继承!先生在生前不愿麻烦别人,还以这样的遗嘱:1.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2.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3.谢绝到家探访;4.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5.遗体、器官捐献,来告诉您的亲人、学生与朋友及所有关心您的人,这是要将“不麻烦别人进行到底”啊!

先生,学生只能以书写文章这种形式祭奠您!天堂没有病痛,您永远在我们心中。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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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朱瓅
题图说明:本文作者(左)与王邦佐合影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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