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同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入党过程，生动表明我们党具有的强大亲和力和吸引力，形象阐释我们党代表人民心声的正确政治主张和英勇斗争精神。入党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还反映出当时地下斗争的复杂和残酷，以及由此采取的灵活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文章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材料。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陆续刊发作者的回忆文章，敬请关注。

「感受到集体力量、群众力量」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国家的情况越来越坏，绝大多数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生活江河日下。入学后两个多月，一件突发事件使长时间积压的愤怒爆发了：

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得到同学们信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谷超豪（以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数学家）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当局无理地逮捕于子三，并在之后宣称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割断喉管自杀。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狱中看到于子三惨死的遗体，当场就晕过去了。

这个惨案极大地激怒了全国学生。中共上海市学委通过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并号召各校同学罢课抗议。

复旦的党组织怎样组织这次罢课？他们先找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办的铅印《约翰新闻》，在校内多处张贴，上面不仅有于子三被杀害的详细报道，还刊登了于子三的遗像。同时，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广泛传布。

那时，在当局高压下，组织抗议集会或冲出校门去游行集会的条件都不太具备。因此，党组织决定采取突然行动：通知平时有往来的积极分子，听到连续急切的大钟声，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罢课。

第二天，经济系同学陈友莲、史地系同学李承达（地下党员，和我也很熟悉，后改名李元明，新中国成立后曾留学苏联，以后在中央党校工作）等接连敲响大钟。事先通知的或没有通知的同学，大约有300多人一下拥到大钟旁，宣布罢课。一些新闻系同学把上一天准备好的抗议大字报贴了出来。

我看到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组长梁绍文也赶来了，但他们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所措。傍晚，校方开除了陈友莲、李承达等9人，还给新闻系女同学唐慧娜等8人记大过两次。

这次突击式的行动规模有限，也带来一些损失。但从大局来看，采取的行动是有节制的，冲破了原来校园中的沉寂局面，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救饥救寒运动打下了基础。

这个事件对我产生的影响很大。一则看到国民党政府不仅无理逮捕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用如此狠毒的手段秘密杀害，还要说他是自杀，实在是太野蛮、太无耻了。加上其他许多事实，深深感到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希望，必须把它打倒。二则亲眼看到能有几百人的队伍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而当局无法阻挡，从而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并且从许多迹象中已隐隐感到这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的。

从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极大变化，开始把我深深热爱的历史专业学习放一边，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我们党所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

在日记上，我记下了当晚自己在史地系同学会议上一场争论中的发言：“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一刀分开。”

这段发言，很能反映出我当时思想上的变化。

「看到了没有见过的黑暗面」

1947年冬天，上海气候特别寒冷。进入12月，气温骤降，下起雪来，路上结了冰。但是，街头上躺着许多因内战而逃难过来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身无长物，不少人冻饿而死，尸横街衢。复旦所在的魏德迈路（今邯郸路）转弯处屋檐下，就有一具雪盖着的尸体，不久被收尸车收走了。

据官方统计，12月上旬冻死街头的有400人、中旬为500人，收尸机构已难于应付。当时流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有这样一段歌词：“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抗战胜利时，同学中大多家庭清寒，靠公费生存的不少。这首歌到处唱起来，让人觉得格外心酸。

2014年10月，改编自经典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原创歌剧在上海大剧院彩排。新华社发

救饥救寒运动是在同济大学发起的。那时，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是乔石。12月19日，同济大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开始到街头劝募。

12月24日，复旦成立“十六系科十九社团联合劝募寒衣大队”，有1000多人参加。之后，分成小组到市区去劝募。同学们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统一的救饥救寒纸徽，在大街小巷奔走。

还记得募捐时唱了这样一首歌：“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捐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没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条命，请把你的寒衣捐出来。”

劝募时，遇到一些富人很冷漠，但许多市民都慷慨捐助。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还有捐到三打新袜。”

回来时遇见别队同学，又听到了两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捐到一个老太太，亲自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还要脱第二件，他们不好意思再要了。还有一户人家也很苦的，母亲上去找了些衣服出来，小孩子哭了，母亲只好劝他说：我买新的给你，我买新的给你。

这是多么动人的图画啊！

劝募后，还分小组到难民居住区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发给领物凭证。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到南市难民区调查的情况：“那面的难民真太苦了。他们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两根竹撑起了几张席子，爬进去头会碰到顶。里面一无长物，睡在泥上，至多铺些稻草。年轻的人出去讨饭，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没有的孩子拥在胸前。这种样子，真难怪前几天每天会冻死一两百人啊。”

这项活动从12月21日至1月6日，共17天。对许多同学来说，实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黑暗面，深深感到这样的社会非根本改造不可，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这种感受，是在房间里“坐而论道”无法相比的。

「“反动政府，要垮台”」

紧接着，又发生了“九龙城事件”。

在1898年租借九龙地区的条约中，英方是无权拆毁九龙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却悍然拆毁九龙城，不少居民无家可归。

国民党当局本来同英国政府之间就存在矛盾，又想借此转移民众对美国的强烈不满，便提出“反英护权”，企图把不满和斗争转移并局限在“反英”上。

1月17日下午，全市学生2.5万多人集中在外滩英国总领事馆外示威抗议。我同复旦1000多名同学参加了。大家推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同济大学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等4人为代表，进入英国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他们进去后很久却没有出来，有传闻说4名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愤。除了原来的口号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对”的口号，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

4名代表出来后，示威队伍又浩浩荡荡地沿着南京路游行。同学们群情激昂，还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曲调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对；反动政府，要垮台”来。我在游行队伍里，很幼稚，也很兴奋，跟着唱，觉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十分解气。

1月14日，同济校方宣布开除何长城等人，理由竟是劝募寒衣运动中“毁坏公物，藐视师长”。1月21日，同济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但无结果。于是，大家计划去南京请愿。

那时，寒假已经开始，留校的同学较少。复旦离其美路（今四平路）的同济大学工学院、理学院十分近。预先接到同济同学的通知的有500多人，一大早就四人一排地列队从国权路南行到达同济校门外。

当时，同济周围还都是农田。其美路上有军警严密把守，但还有各校1000多人陆续绕道赶来。同济工学院、理学院两院同学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围，冲出校门，集中到其美路上。

国民党当局这次下了狠心，预先调集军警，在其美路上分布多道防线：第一层是马队，第二层是架了机枪的保安团武装军警，第三层是号称“飞行堡垒”的摩托车和铁甲车队。

临近中午，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来到现场，号称和同学们“谈判”。这种“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国民党当局在拖延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力量。

下午3时许，吴国桢站在一个木箱上宣布：不允许进市区示威，不许前进。接着，马队突然冲进来，骑警们挥舞马刀乱砍。我认识的同学中，有被马刀砍伤的，有被马踢伤的，受伤的有100多人。我熟识的政治系同学张渝民（复旦地下党总支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被马蹄踏伤，被送入医院治疗。

在混乱中，吴国桢也跌倒了。我熟识的土木系同学朱承中把他拉起来，并且阻止愤怒的同学打他。据说，吴国桢后来还向朱承中说：“知恩不报非君子也。”

退进同济校内的同学，聚集在礼堂里，举行抗议晚会，舞台正中只有一个鲜红的字：血。

正值冬季，天很快就暗下来，人数占优势的武装军警团团包围同济，并开始在宿舍中搜捕学生。乔石也在马队冲击时被踩伤，不得不躺在宿舍里。由于同学掩护，国民党军警又不认识他，得以躲过抓捕。

晚上10时左右，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走上台来，宣布学生“殴打”了吴国桢，并且威胁大家交出负责人。同学们立刻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这时，礼堂两侧的大门一下敞开，冲进许多武装军警，用木棍枪柄乱打，把同学们押出礼堂，让大家分堆坐在门外的广场水泥地上。女同学最可怜，在寒风中冻得发抖，要小便也不许离开。

到了深夜光景，国民党当局通知各校校长来认领学生。军警要学生们排成单人长队伍，经广场侧门走出广场，并交出学生证或校徽。侧门口，除军警外，还有蒙着面的特务，在他们的指认下，复旦有24人（至少有5个女同学）被捕。

之后，几百名复旦同学由武装军警拿着带刺刀的枪步行押送回校。同学们从早晨到深夜，没有吃过饭，也没有喝过水。在押送过程中不能讲话，但前前后后相继哼出了没有唱出歌词的曲调。

歌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70多年了，这首曲调，这些歌词，仍能在我耳边响起。

（作者金冲及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