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史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色金融的发轫、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党在抵制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发展根据地经济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自觉追求与不懈奋斗。

「第一只“红色股票”」

1920年，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上海出版。全书分为“劳动者将什么东西卖给资本家”“商品的价值”“物价”“利润是怎么获得的”“便宜的物价与多的利润”等章节。

这本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在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资本论》的经典论断。

一手拿笔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红色金融就这样开始起步。

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多次来到安源煤矿实地考察，并在1922年2月指导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

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很快意识到：要巩固和扩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办好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

随着消费合作社规模与经营范围的扩大，流转资金开始面临不足。为解决困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向群众招股。这可视为我们党发行的第一只“红色股票”。

为了让工人一同分享红利，股票背面还印有《招股简章》注明：利润的40%用于分红，10%用于支付店员酬劳，30%用于消费合作社扩大经营，20%上交给工人俱乐部。

2006年7月，职校学生参观安源煤矿总平巷。新华社发

「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资本总额仅10万元。在强者林立的上海金融界，这样的小银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家银行随即推出的“一元开户”项目，却着实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

几年后，在浙江萧山衙前，我们党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之后，还设立了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衙前信用合作社。每户农民只要存入一元钱作为入会的借贷基金，遇到婚丧嫁娶、修房子、买粮食、买种子时就可以得到免息借贷。

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协会旧址。 王世安绘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元开户”与衙前信用合作社的“一元入会”，或许只是理念上的巧合，但都传承了“诚信义利”“以民为本”的传统。

在此后的农民运动中，湖南衡山、浏阳、醴陵与湖北黄冈、麻城等地的农民协会纷纷开办红色金融机构，以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

「“扁担银行”」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7月，第一批苏币印制发行。

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但当地集市上食盐价格奇高，且大多掌控在军阀和不法商贾手中，许多百姓因缺盐得了粗脖子病。

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想出一个妙招：将红军缴获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低价投放市场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可用银圆一比一兑换。

曾担任毛泽民助手的曹菊如回忆：“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在湘鄂西特区发行的货币。新华社发

身为“红色大管家”，毛泽民的理念是“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不能乱花一个铜板。

在长征途中，苏维埃银行把资产打包成100多副担子，包括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圆，还有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由200名运输员挑在肩上。

1935年10月，这个“扁担银行”到达陕北吴起镇核对账目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解放战争期间，在筹建中央银行时，面对“解放银行”“联合银行”“人民银行”等多种提议，我们党最终决定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货币名称定为“人民币”。“为人民理财”是中国红色金融发展壮大的最大底气。

上海机床厂大件车间工人在看1955年2月21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新人民币票样。新华社发

「“与魔鬼打交道”」

近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建立的“银联”（上海市银钱业同人业余联谊会），广泛团结同仁，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主张，为上海解放打下坚实基础，被誉为“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

曾为湖南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筹措旅费的熊瑾玎，“平生营钱物，一尘均不染”。后来，他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机关的会计，开办酒店和钱庄，负责管理和筹措经费。多年的特殊岗位历练，让他获得了“红色老板”之誉。

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是以广大华行的“掌门人”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主人公原型的。广大华行是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杨延修等人的坚定信念是，“为党赚钱，赚钱给党”。

当时，杨延修场面上是阔绰的大老板，私底下却克勤克俭，“出淤泥而不染”。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议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作者沈惠民为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执行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