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书法中见个性、见时代、见历史

解放书单：今年是您书写故宫的第十个年头了，这些年您书写的主题包括了故宫的建筑、古物、隐秘的角落等，如今您将目光转向我们生活中最熟悉却日渐陌生的书法艺术。

祝勇（《故宫的书法风流》作者）：严格来说，今年是我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写作的第十个年头。继《故宫六百年》《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书后，刚刚出版的《故宫的书法风流》刚好是第十本书。

《故宫的书法风流》是一部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历代法书的书。其实我进入故宫工作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法书的，是那篇《永和九年的那场醉》，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从那以后，法书和绘画交替写，关于绘画的部分先结集出了，关于法书的部分越写越兴奋，欲罢不能，这次印出来厚达六百多页。

在我所有关于故宫的书中，《故宫的书法风流》是写作时间最长的。我有一个写作习惯，是不同的书交叉写。当一部书稿陷入困顿，我就去写另一部书稿，以此来保持新鲜感。《故宫的书法风流》自2011年写起，到2021年，拉拉杂杂，写了10年。可能因为写得沉稳，不急不缓，所以是目前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书。

解放书单：故宫的书法作品数量众多，您是按照怎样的思路来梳理的？

祝勇：以人为核心，然后按时代顺序排列。我写历史，不论哪一门类的历史，其实都是以人为核心。在我看来，物是历史的表象，人是历史的核心、历史的主体，一切的事件，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所有的物质，背后都是精神，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所以，在这些书中，虽然按照时代顺序来排列，但不同的时代（朝代），都要选择不同的代表人物，而不是像书法史教科书那样，先对时代进行概述，再找几个人来作例证。时代的风气其实也是由人来带动的，苏东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故宫的书法风流》中，我先后写到了秦代李斯，东晋王羲之，唐代李白、颜真卿、怀素，北宋蔡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南宋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写他们的命运，更写他们的命运与书法的关系。书法见个性，见时代，见历史。我不是就书法写书法，而是把辐射面充分打开，通过书法，去解析一个人的命运，透视他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在全书最后一章《崖山以后》中，我写到文天祥。文天祥存世法书不多，有一件叫《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谢昌元是文天祥的长辈，内忧外患之际，曾作《座右自警辞》以自勉。文天祥见了，敬佩不已，不仅抄录了他座右铭全文，还加了一段评论，表达自己的崇仰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文天祥写下《谢昌元座右自警辞》3年后，谢昌元投降元军了，他当年的座右铭，成为对他的莫大反讽。而文天祥这件《谢昌元座右自警辞》，落落潇洒，风姿如鹤，体现了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成为文天祥的法书代表作。站在这卷墨稿前，我们崇敬的不仅是他的才华，更是他的人格。在中国，艺术从来都是才华与人格的结合体。在故宫博物院，藏有文天祥《上宏斋帖》，也令文天祥的翩翩风骨跃然纸上。

解放书单：通过书法作品，您希望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故宫？

祝勇：故宫让我们看见历史。什么是历史呢？在对历史的定义中，我最认同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定义：“历史是现代与过去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固体，历史是可以交流的，是一个对话的对象。因此，在我的心里，故宫是这样一个场域———让我们透过它收藏的文物，与已经消逝的人们对话交流。故宫收藏的文物，尤其是法书，寄寓着先人们的思想、情感、命运，是历史最亲切、最生动、最感人的部分。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体会先人的情感脉动，聆听先贤的教诲，从历史中获得能量。

《故宫的书法风流》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