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更可以审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际，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复兴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美国崛起并称为世界近现代史五大历史事件，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通过殖民、战争实现自身超越与和平崛起的国家，这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元素紧密关联。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更多地从中国视角研究经济学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分析伟大成就背后的内在逻辑和中国道路的样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是由蔡和森第一个提出并使用的，他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书信中，阐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步骤。之后，李达在其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使命：经济的使命和政治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以及苏联与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凝聚十四亿人的力量，重在强调组织力、资源调动和执行力，用实践破解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西方“团队生产”理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颠覆了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之间的合成推理谬误。马克思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社会主义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一词作出了科学解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学东渐，“社会主义”逐渐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梁启超最早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而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结合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看，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真正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的是中国。

马克斯·韦伯、托尼、桑巴特等众多学者站在西方立场书写世界历史，阐述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说法是用西方话语体系描绘中国现实。而揭示历史上中国遥遥领先于西方、发掘中国复兴的内在逻辑，要从中国的视角、在中国的语境中开展研究，要重新审视“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交易成本”“团队生产的搭便车与分工”“集体生产效率问题”“现代经济”“比较优势”等概念，重新审视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许才能找到造成历史大分流成因的真正钥匙。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托尔斯泰定律，这就是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事实，其中的主要原因并非没有推行市场经济，而恰恰在于有市场化而无强大政府。市场是经济交换的场所，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推动分工深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市场也会带来过度竞争与经济无序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成功，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单纯的市场经济和绝对的政府计划都无法将国家发展引入正途，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应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