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讲话，为推进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根本目标方向。如何在国际舆论场更好发出中国声音，日前记者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研究员。

唱好国际传播大合唱

上观新闻：如何理解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

陈东晓：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及紧迫性。当前，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大国关系深度调整，特别是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背景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增强。

同时，随着中国同世界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深度融合，传播好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制权，已经上升到我国能否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继续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要把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推进。既然是系统性工程，就要认识到国际传播涉及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个领域，就不能仅就国际传播来谈国际传播。

简而言之，既要发挥我国体制机制的优势，既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要充分发挥开放条件下多元主体和民众参与的力量，唱好国际传播的大合唱。既要继续加强我国官方叙事在国际传播的能力，也要进一步丰富民间和社会叙事在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此外，还要为民间和社会参与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一个更为友善和宽容的生态环境。

上观新闻：这一过程中，有没有关键点？

陈东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国际传播和交流的规律。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遵循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互通”“互鉴”“自省”等。其中，我们的国民能否真正“平等”对待不同国别区域的文化和制度，是对“强起来后中国人”的全新考验。

此外，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和“互通”的，而非单一方向的宣传或灌输，这是国际传播和跨文化可持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不同文化和发展道路各有千秋，必须坚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大气谦和、能够自省自新，是跨文化交流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一环。

上海的优势就是上海本身

上观新闻：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促进中国国际传播中，上海如何更加有所作为？

陈东晓：上海在国际传播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上海本身，因为它是中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水平最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想，上海的国际传播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在国际上塑造上海的城市品牌。这既包括“硬”的形象要素，如代表国际化水准的城市地标、城市天际线等，更包括“软”的理念要素，特别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格。此外，还应有被上海城市精神和品格浸润的治理环境、法治环境、宜居环境、投资创业环境等。

不久后，我们即将迎来第四届进博会。上海要更好利用进博会的品牌效应，提高上海的城市软实力。进博会不仅是超大型的会展，还是国际性的大型活动，包含展会、论坛、文化活动等全方位交流平台。用好进博会等国际平台，通过进博会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制度规制权和话语权，是促进上海在国际传播和话语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此外，我们还要不断提升参与国际传播、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认识，努力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上海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和实务部门，需要深化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更好地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创新话语体系，打造更多精品力作。

与美西方舆论斗争是场持久战

上观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当前情况是什么样？

陈东晓：美西方国家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动舆论斗争，其目的是在其本国和国际上塑造有利于美西方国家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及叙事结构。虽然这是中美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复杂过程，但美国长期占据西方舆论和话语主导权，导致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格局短时间内无法根本逆转。我们同美西方进行舆论上较量是场持久战，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美西方对中国发动的舆论斗争，又是在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背景下发生的。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个力量变化的趋势正在加快，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及不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一些反华反共势力试图依靠掌握的西方舆论平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体制发动“无底线”的污名化和“标签化”运动，操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这样目的有二：一在国际上营造于我不利的舆论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试图迟滞我国的发展；二在试图转移美西方国内对其政府治理效能不佳和痼疾矛盾的压力，以取得“内病外治”的目的；此外，还试图用“中国威胁论”来促进美西方内部的团结。

上观新闻：我们该如何积极应对、有效引导呢？

陈东晓：积极应对美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斗争，首先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夯实国内民意基础。只要我们的民众坚定支持我们的党和政府，那么美西方的污蔑造谣都是徒劳的，这是赢得国际舆论斗争的根本所在。

其次，我们要在国际舆论场主动发声，包括主动设置议程、打造更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来讲好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理念。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尤其要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之问”中去寻找议题，比如在推进包容性增长、绿色发展、科技向善、多边主义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中国回答时代命题的方略和路径。

最后，我们要在国际舆论场上扩大朋友圈和争取同盟军。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在舆论主战场努力争取理解者和同情者。回顾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交往史，美国政府既出现过诸如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叙事”和特朗普执政后的“白邦瑞叙事”等对我们非常负面消极的认知和叙事，也有过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比较正面积极的“斯诺叙事”，以及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比较平衡的“基辛格叙事”，这说明美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的叙事建构是个多元主体和多元利益复杂互动过程，而非铁板一块。因此，在舆论斗争中需要我们细分对象、找准共同利益、做到精准传播。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主动跳到外线来做舆论工作，把重心放在发展中国家，重点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传播中国理念和方案的主要平台和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