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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外交官】专访杨优明:真实的中国外交官生活,最难熬的是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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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洪俊杰 2021-07-29 06:01
摘要:杨优明的期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准备好了。”

【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七篇。

专访杨优明是在苏州书展期间,他携新书《蹦极》来参加发布会。书中,他描写了中国外交官钟良只身一人前往大洋深处热带岛国,克服困难建立使馆的故事。

“钟良是个虚构人物,但他代表的群体、经历的事件基本都是真实的。”杨优明说。

在当下网络世界,中国外交是个热词,前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大使有过判断,“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如现在这样,中国和世界结合得如此紧密,普通老百姓那么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关心中国外交在干些什么。”于是,形形色色的外交奇闻逸事汗牛充栋,不少内容似是而非,有些甚至是人为臆造,“外交工作有着光鲜的一面,同时也有着神秘的一面,外交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的职业经历,让我有了创作外交文学的实践基础。”杨优明是上海人。1977年北上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8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公派留学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在37年多的外交官生涯,他常驻过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等7国,担任过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中国驻赞比亚大使。

听得出,取笔名“卢山”、跨界写书的杨优明有种“承上启下”的愿望。他想用这本书向为中国外交作出贡献的前辈与同辈致敬,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了解看似神秘的外交工作,“那些有志于此的年轻人读了书后再问问自己,‘当中国外交官,真准备好了吗?’”

当然,杨优明的期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准备好了。”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危险

上观新闻:你把这部小说起名《蹦极》、为主人公起名钟良,怎么考虑的?

杨优明:钟良谐音是“忠良”,我想说明在外交官群体中,有太多像钟良这样的无名英雄。我在担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时,兼任外交史学会秘书长。在此期间,我读了不少老一辈外交官的文章,有的是政策建议,有的是个人故事,有的是历史事件。我也读到过像钟良那样一个人建馆的资料,觉得应该以文学的形式告诉大家。

至于书名《蹦极》,是在隐喻外交工作的艰辛。外交官明知前方有风险,仍需要毅然为了祖国利益而纵身一跃。

上观新闻:书中有没有你的影子?

杨优明:37年多的外交生涯,让我见证中国外交发展。虽然书中大多事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都会感同身受。我的许多同事读了书后都会有共鸣。

比如,钟良是个多面手。其实因为使馆人手少,外交官大都要一专多能,不仅能搞调研、办案子,还要学会各种技能,开车放电影,种菜烧饭,样样都要会一点。书中还有个细节,钟良为宴请总统忙前忙后,这点我就有体会。我曾经当过大使秘书,大使宴请,我要准备请柬和菜单。菜单的英文用打字机打,中文只能用手写,我写的是隶书。书中就有这个细节。

外交官不是天天在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反更多是做细碎的小事。以礼宾工作为例,在举办招待会前,要写菜单,还要发请帖,为嘉宾排座签,谁在前谁在后,这里就很有讲究。所有外交官都要从这些小事学起。即便当了大使甚至更高级外交官,在重要场合,这些事情还要来亲自把关。如果一些最基本事情都不愿做、做不好,那肯定成不了合格的外交官。

上观新闻:书中提到了许多中国外交官的历险经历。

杨优明: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危险。这样的经历现实中还有更多,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肯定还会有。前不久,有位外交官告诉我,一次他出差从一个加勒比岛国飞往另一个岛国,途中遭遇飓风,整架飞机连续在风中360度翻跟头,一次迫降还没有成功。所幸有惊无险,最终飞到第三国才安全降落。这样的历险经常发生。

这次疫情期间,我国驻外人员难以正常轮换。在国外的外交官回不了国。他们为了顾全大局,延长任期留在当地工作,无法与牵挂他们安全并翘首等待他们归来的爱人、老人与孩子团聚。与此同时,我们的外交官到国外上任也变得困难重重。最近,有两位外交人员为了赴某个岛国常驻,不得不搭乘渔船在海上漂了14天才到达目的地。

孤独,精神上的孤独

上观新闻:感觉你这本书想告诉大家,外交官也是普通人。

杨优明:外交官就是普通人,一定会有失落、无助、脆弱的时候。对外交官来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要想承担起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变得“不普通”。无论是业务能力、外语能力、还是政策把握能力乃至生活能力都要能达到要求。这是成长为合格外交官的过程,说起来简单,但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方面弱,哪方面就要补强。

上观新闻:在你看来,外交官难熬的是什么?

杨优明:孤独,精神上的孤独。这是我的感受,相信也是绝大多数常年在国外的外交官感受。有人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这份孤独,不得不离开外交工作。

我认为,孤独最能贴切概括外交职业的本质特征。外交官骨子里是寂寞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与常人不同,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外界看来是神秘的,他们的孤独没有多少人能够分担,有一些话他们永远不能和别人说。因此,即便朋友再多,亲人再亲,这种孤独感也不会减去多少。即便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那种熟悉又陌生的孤独感,还是会时时袭来。

如果再将孤独感分一下类,那恐怕没有比在国外工作时病倒在床上,没有人陪在你身边,更让人难受了。这是种难以忍受的、形单影只的孤独,很难熬。

上观新闻:如果成为大使后,这种孤独感会不会减少?

杨优明: 肯定不会。因为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使馆有许多事情需要他作出决断,需要他承担责任,其他同事帮不了他。压力更多只能他一人承担。

在国内,如果想办成一件事,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办法调动各种力量,多部门齐心协力把事情办成。但在驻在国,能调动的资源很有限,驻在国不一定愿意配合你。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对方政府的支持,借助对方的力量,把事情办成。这是个很大的考验。

外交官不能只拣好听的说

上观新闻: 做外交工作时会不会发生争执,甚至吵架?

杨优明:外交工作不是谈情说爱,不可能只拣好听的说。相反,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外交官需要随时做好吵架的准备。

外交官间的吵架当然不能像泼妇骂街那样大喊大叫,脏话连篇。吵架时讲究收放自如,什么时候讲重话、什么时候拍桌子,尺寸火候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功夫,不是一两年就能学会的。当外交官,如果怕吵架,那就是还没入门;不怕吵架,才算刚刚入门;吵架时还能控制好自己情绪,那才算开始找到吵架的感觉。

上观新闻:“吵”是手段,不是目的。

杨优明:吵架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吵的过程中,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还不够,还要想办法让对方接受,这是吵架的意义所在。有些时候,外交官间不吵架不能解决问题,彼此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

外交是国家间利益的博弈。我们看到领导人正式会谈时气氛友好,但很可能在之前工作层面会谈时,双方外交官刚刚唇枪舌剑地吵过一架。我们常说,只有在工作层面吵明白了,在正式会谈时才会更有成效。

前排中为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二排中为杨优明。

在非洲当外交官更有成就感

上观新闻:有些年轻人,进外交部前憧憬着去发达国家,结果去了非洲国家常驻。作为驻赞比亚大使,你怎么看?

杨优明:周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去哪里工作要服从组织安排。从小馆到大馆,在不同国家工作,是外交官成长的必经之路。相比起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非洲国家条件确实差很多,气候条件差,基础设施差,医疗条件差,社会不稳定,这对外交官是个考验,考验着中国外交官的忠诚、使命与奉献。不过这些年,我们使馆的条件也在改善。

上观新闻:比起在有些国家不得不“打嘴仗”,中国外交官在非洲是不是能做的更多?

杨优明:我认为,我们同非洲国家大多关系友好,能做成在发达国家做不成的事,这给了我们不小的成就感。比如,我们可以把精力更多用在促进中国与驻在国各领域项目合作上,在夯实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能尽己所能帮助驻在国更好发展。

在这些国家使团中,中国大使的排名往往很靠前。对方很看重中国大使,也愿意听取中国大使的意见建议。不少中国大使与发展中国家元首谈与政府首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上观新闻:中国与赞比亚关系如何?

杨优明:中赞之间有着传统友谊,新世纪以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这些年来彼此在各领域交往进一步加深。

谈到中赞关系,坦赞铁路不能不提。它让非洲第一次看到中国援非的真诚与能力以及中非间的友谊。这条铁路是中赞中非友谊的象征。为了修这条铁路,中国有不少援外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埋葬于赞比亚各地,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组织使馆人员与中资企业代表进行祭扫。

经过两国长期协商,在我任内与赞比亚政府签订协议,赞方同意在首都卢萨卡拨出一块地,用来建造坦赞铁路纪念园,把分散在各地的中国援外人员墓地集中迁往园内。现在纪念园已在建设中。此外,在我任内使馆还和赞比亚国家博物馆合作,在博物馆新设坦赞铁路展区,向参观者介绍这段中非合作历史。我们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条铁路。

希望更多青年投身其中

上观新闻:作为上海人,怎么看待上海籍外交官这个群体?

杨优明:上海人在近现代中国外交舞台上是不可或缺的群体,为中国外交事业不懈奋斗,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新中国的几任外长中,吴学谦、钱其琛、唐家璇、杨洁篪都是上海人,陈毅则长期在上海工作。此外,很多上海籍外交官逐步成长为大使,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也不乏其人。拿分量最重的驻美大使来说,包括章文晋、朱启祯、李道豫、杨洁篪、崔天凯等,都与上海有渊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的某些特质一辈子都难改变,并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轨迹。

一是上海人的精明精细。外交工作是在经营国与国间关系,精明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就拿外交谈判为例,说到底就是智慧与智慧的较量,精明与精明的较量,精细与精细的较量。通过分析研判,即便局部作出让步,也是为国家在整体上争取更大的利益。

二是上海人的交友之道。外交官当然需要朋友,但外交领域的交友,有一些友情的成分,更多却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因此,外交官的交友会更加理性,希望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与空间,不温不火。能够保持距离感的上海人更擅长此道。

三是上海人的讲究实际。外国走多了就会发现,多数外交官并不讲究排场,出手也不大方。这体现在搞活动上,只要做到体面,能省尽量省;体现在接待上,能少出一人,就不多上一人;体现在用餐上面,吃多少点不多,不会浪费。对多数上海人来说,这不用去学,更不用去适应,拿起来就能用。

当然。凡事不能绝对。如果这些特质没用好,不仅做不好外交工作,还可能害了自己。

上观新闻:听得出,你希望有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外交事业。

杨优明:江山代有人才出。我想,党的外交事业、共和国的外交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与接力,我希望包括上海青年在内,有更多有胆有识有志气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外交人的贡献。

栏目主编:洪俊杰 文字编辑: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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