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七篇。

专访杨优明是在苏州书展期间，他携新书《蹦极》来参加发布会。书中，他描写了中国外交官钟良只身一人前往大洋深处热带岛国，克服困难建立使馆的故事。

“钟良是个虚构人物，但他代表的群体、经历的事件基本都是真实的。”杨优明说。

在当下网络世界，中国外交是个热词，前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大使有过判断，“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如现在这样，中国和世界结合得如此紧密，普通老百姓那么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关心中国外交在干些什么。”于是，形形色色的外交奇闻逸事汗牛充栋，不少内容似是而非，有些甚至是人为臆造，“外交工作有着光鲜的一面，同时也有着神秘的一面，外交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的职业经历，让我有了创作外交文学的实践基础。”杨优明是上海人。1977年北上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8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公派留学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在37年多的外交官生涯，他常驻过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等7国，担任过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中国驻赞比亚大使。

听得出，取笔名“卢山”、跨界写书的杨优明有种“承上启下”的愿望。他想用这本书向为中国外交作出贡献的前辈与同辈致敬，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了解看似神秘的外交工作，“那些有志于此的年轻人读了书后再问问自己，‘当中国外交官，真准备好了吗？’”

当然，杨优明的期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准备好了。”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危险

上观新闻：你把这部小说起名《蹦极》、为主人公起名钟良，怎么考虑的？

杨优明：钟良谐音是“忠良”，我想说明在外交官群体中，有太多像钟良这样的无名英雄。我在担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时，兼任外交史学会秘书长。在此期间，我读了不少老一辈外交官的文章，有的是政策建议，有的是个人故事，有的是历史事件。我也读到过像钟良那样一个人建馆的资料，觉得应该以文学的形式告诉大家。

至于书名《蹦极》，是在隐喻外交工作的艰辛。外交官明知前方有风险，仍需要毅然为了祖国利益而纵身一跃。

上观新闻：书中有没有你的影子？

杨优明：37年多的外交生涯，让我见证中国外交发展。虽然书中大多事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都会感同身受。我的许多同事读了书后都会有共鸣。

比如，钟良是个多面手。其实因为使馆人手少，外交官大都要一专多能，不仅能搞调研、办案子，还要学会各种技能，开车放电影，种菜烧饭，样样都要会一点。书中还有个细节，钟良为宴请总统忙前忙后，这点我就有体会。我曾经当过大使秘书，大使宴请，我要准备请柬和菜单。菜单的英文用打字机打，中文只能用手写，我写的是隶书。书中就有这个细节。

外交官不是天天在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反更多是做细碎的小事。以礼宾工作为例，在举办招待会前，要写菜单，还要发请帖，为嘉宾排座签，谁在前谁在后，这里就很有讲究。所有外交官都要从这些小事学起。即便当了大使甚至更高级外交官，在重要场合，这些事情还要来亲自把关。如果一些最基本事情都不愿做、做不好，那肯定成不了合格的外交官。

上观新闻：书中提到了许多中国外交官的历险经历。

杨优明：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危险。这样的经历现实中还有更多，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肯定还会有。前不久，有位外交官告诉我，一次他出差从一个加勒比岛国飞往另一个岛国，途中遭遇飓风，整架飞机连续在风中360度翻跟头，一次迫降还没有成功。所幸有惊无险，最终飞到第三国才安全降落。这样的历险经常发生。

这次疫情期间，我国驻外人员难以正常轮换。在国外的外交官回不了国。他们为了顾全大局，延长任期留在当地工作，无法与牵挂他们安全并翘首等待他们归来的爱人、老人与孩子团聚。与此同时，我们的外交官到国外上任也变得困难重重。最近，有两位外交人员为了赴某个岛国常驻，不得不搭乘渔船在海上漂了14天才到达目的地。

孤独，精神上的孤独

上观新闻：感觉你这本书想告诉大家，外交官也是普通人。

杨优明：外交官就是普通人，一定会有失落、无助、脆弱的时候。对外交官来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要想承担起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变得“不普通”。无论是业务能力、外语能力、还是政策把握能力乃至生活能力都要能达到要求。这是成长为合格外交官的过程，说起来简单，但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方面弱，哪方面就要补强。

上观新闻：在你看来，外交官难熬的是什么？

杨优明：孤独，精神上的孤独。这是我的感受，相信也是绝大多数常年在国外的外交官感受。有人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这份孤独，不得不离开外交工作。

我认为，孤独最能贴切概括外交职业的本质特征。外交官骨子里是寂寞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与常人不同，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外界看来是神秘的，他们的孤独没有多少人能够分担，有一些话他们永远不能和别人说。因此，即便朋友再多，亲人再亲，这种孤独感也不会减去多少。即便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那种熟悉又陌生的孤独感，还是会时时袭来。

如果再将孤独感分一下类，那恐怕没有比在国外工作时病倒在床上，没有人陪在你身边，更让人难受了。这是种难以忍受的、形单影只的孤独，很难熬。

上观新闻：如果成为大使后，这种孤独感会不会减少？

杨优明： 肯定不会。因为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使馆有许多事情需要他作出决断，需要他承担责任，其他同事帮不了他。压力更多只能他一人承担。

在国内，如果想办成一件事，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办法调动各种力量，多部门齐心协力把事情办成。但在驻在国，能调动的资源很有限，驻在国不一定愿意配合你。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就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对方政府的支持，借助对方的力量，把事情办成。这是个很大的考验。

外交官不能只拣好听的说

上观新闻： 做外交工作时会不会发生争执，甚至吵架？

杨优明：外交工作不是谈情说爱，不可能只拣好听的说。相反，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外交官需要随时做好吵架的准备。

外交官间的吵架当然不能像泼妇骂街那样大喊大叫，脏话连篇。吵架时讲究收放自如，什么时候讲重话、什么时候拍桌子，尺寸火候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功夫，不是一两年就能学会的。当外交官，如果怕吵架，那就是还没入门；不怕吵架，才算刚刚入门；吵架时还能控制好自己情绪，那才算开始找到吵架的感觉。

上观新闻：“吵”是手段，不是目的。

杨优明：吵架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吵的过程中，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还不够，还要想办法让对方接受，这是吵架的意义所在。有些时候，外交官间不吵架不能解决问题，彼此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

外交是国家间利益的博弈。我们看到领导人正式会谈时气氛友好，但很可能在之前工作层面会谈时，双方外交官刚刚唇枪舌剑地吵过一架。我们常说，只有在工作层面吵明白了，在正式会谈时才会更有成效。

前排中为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二排中为杨优明。

在非洲当外交官更有成就感

上观新闻：有些年轻人，进外交部前憧憬着去发达国家，结果去了非洲国家常驻。作为驻赞比亚大使，你怎么看？

杨优明：周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去哪里工作要服从组织安排。从小馆到大馆，在不同国家工作，是外交官成长的必经之路。相比起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非洲国家条件确实差很多，气候条件差，基础设施差，医疗条件差，社会不稳定，这对外交官是个考验，考验着中国外交官的忠诚、使命与奉献。不过这些年，我们使馆的条件也在改善。

上观新闻：比起在有些国家不得不“打嘴仗”，中国外交官在非洲是不是能做的更多？

杨优明：我认为，我们同非洲国家大多关系友好，能做成在发达国家做不成的事，这给了我们不小的成就感。比如，我们可以把精力更多用在促进中国与驻在国各领域项目合作上，在夯实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能尽己所能帮助驻在国更好发展。

在这些国家使团中，中国大使的排名往往很靠前。对方很看重中国大使，也愿意听取中国大使的意见建议。不少中国大使与发展中国家元首谈与政府首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成了很好的朋友。

上观新闻：中国与赞比亚关系如何？

杨优明：中赞之间有着传统友谊，新世纪以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这些年来彼此在各领域交往进一步加深。

谈到中赞关系，坦赞铁路不能不提。它让非洲第一次看到中国援非的真诚与能力以及中非间的友谊。这条铁路是中赞中非友谊的象征。为了修这条铁路，中国有不少援外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埋葬于赞比亚各地，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组织使馆人员与中资企业代表进行祭扫。

经过两国长期协商，在我任内与赞比亚政府签订协议，赞方同意在首都卢萨卡拨出一块地，用来建造坦赞铁路纪念园，把分散在各地的中国援外人员墓地集中迁往园内。现在纪念园已在建设中。此外，在我任内使馆还和赞比亚国家博物馆合作，在博物馆新设坦赞铁路展区，向参观者介绍这段中非合作历史。我们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条铁路。

希望更多青年投身其中

上观新闻：作为上海人，怎么看待上海籍外交官这个群体？

杨优明：上海人在近现代中国外交舞台上是不可或缺的群体，为中国外交事业不懈奋斗，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新中国的几任外长中，吴学谦、钱其琛、唐家璇、杨洁篪都是上海人，陈毅则长期在上海工作。此外，很多上海籍外交官逐步成长为大使，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也不乏其人。拿分量最重的驻美大使来说，包括章文晋、朱启祯、李道豫、杨洁篪、崔天凯等，都与上海有渊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地方的某些特质一辈子都难改变，并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轨迹。

一是上海人的精明精细。外交工作是在经营国与国间关系，精明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就拿外交谈判为例，说到底就是智慧与智慧的较量，精明与精明的较量，精细与精细的较量。通过分析研判，即便局部作出让步，也是为国家在整体上争取更大的利益。

二是上海人的交友之道。外交官当然需要朋友，但外交领域的交友，有一些友情的成分，更多却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因此，外交官的交友会更加理性，希望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与空间，不温不火。能够保持距离感的上海人更擅长此道。

三是上海人的讲究实际。外国走多了就会发现，多数外交官并不讲究排场，出手也不大方。这体现在搞活动上，只要做到体面，能省尽量省；体现在接待上，能少出一人，就不多上一人；体现在用餐上面，吃多少点不多，不会浪费。对多数上海人来说，这不用去学，更不用去适应，拿起来就能用。

当然。凡事不能绝对。如果这些特质没用好，不仅做不好外交工作，还可能害了自己。

上观新闻：听得出，你希望有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外交事业。

杨优明：江山代有人才出。我想，党的外交事业、共和国的外交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与接力，我希望包括上海青年在内，有更多有胆有识有志气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外交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