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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解放上海的另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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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闫明 2021-08-08 10:33
摘要:军政全胜,保全大上海。

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为解放军进军全中国、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使国民党集团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到处弥漫着紧张和焦虑,从而为中共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上海解放战役中,中共敌工干部按照“军政全胜,保全大上海”的总要求,抓住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时机,对驻上海的国民党官兵分析时局,启发思想,争取反正,并选择在关键时机和关键地区策动起义,使瓦解敌军工作同战场作战紧密配合。

张权起义差点成功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锋芒直指上海,至5月12日,完成了上海解放战役前的一切准备。解放军对上海外围形成包围态势,并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蓄势待发。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瓦解,守备上海的国民党部队陷于惊惶忙乱,面临何去何从的最后抉择,张权领导的上海国民党军起义计划也即将实施。

时任国民党军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张权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将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张权因积极赞成讨蒋主张,被降职调任陈调元第46师上校参谋处长。抗战时期,张权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往来频繁,并在他们的影响下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渐渐地,张权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党组织研究认为张权不入党所起的作用更大。此后,张权周旋敌营长达18年。他按照党组织的建议,设法留在国民党主力所在的京沪杭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张权与敌工干部王亚文保持联系,并接受了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的任务。张权利用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经常到前线观察了解兵力配备、武器装备等情况,并将搜集到的军事情报及时送转解放军领导机关,其中就包括一份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的国民党《长江沿线布防图》以及多份上海城外围军事情况的简图。张权在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中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并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准备5月16日与包围上海的解放军里应外合发动起义。尤其是南京解放后,张权的很多故旧和老部下随着国民党军的败退,纷纷移驻上海,张权便不失时机地对他的旧友、部属、学生做策反工作,与他们谈战争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谈国家的前途,使一批爱国将领坚定了起义决心。上海起义计划如果能够成功实施,意味着上海将提前解放,但遗憾的是,时任国民党第132师情报科科长张贤将起义计划出卖给了国民党当局。就在计划起义的前一天,5月15日,张权被捕,起义计划被迫停止。但是张权在京沪国民党部队中的策反对象为数众多,他们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或消极抵抗,或自行瓦解,或投诚,或起义,极大地减轻了解放军的压力,加速了国民党军的溃败,对上海解放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张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权在共产党领导下瓦解国民党军士气,迎接上海解放,都有相当功绩。

策反国民党交警纵队和宪兵2团

国民党把近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吴淞口周围,与我军争夺出海口,而在市区以西虹桥路一带虽设了三道防线但并无主力部队。第一线是交通警察第18纵队,以堡垒为依托;第二线是江苏一带的地方保安队,都是乌合之众;第三线是宪兵2团压阵,他们沿着铁路线利用路基作掩护,构筑工事。而我们恰巧在交警18纵队和宪兵2团都有内线,于是加紧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策反工作。

时任交警18纵队副纵队长的茅禹是中共党员,他利用纵队长马柏生因病住院的机会,掌握了指挥权。党组织布置茅禹在5月24日晚上,传一道假命令,将部队撤至交通大学待命,同时,派一名可靠人员越过火线将部队后撤的消息送给解放军。部队后撤后,茅禹需到指定地点隐蔽,以保证安全。不过在执行具体起义任务时,茅禹感到有困难,便只身跑到指定的隐蔽地点。虽然原计划未能执行,但是由于茅禹离队后无人指挥,造成了交警18纵队的混乱和涣散,一些反动骨干、下级军官也大都跑掉。解放军发动进攻后,士兵们把枪支从碉堡的枪眼里扔出来,不战而降。

另一方面,时任宪兵2团3连连长的王知理的反蒋态度坚决,在1948年冬已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曾将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复兴岛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的重要情报通知党组织,并表示愿意利用担任会议警卫工作的机会,带手榴弹去炸会议厅,和蒋介石等同归于尽。党组织赞扬了王知理的献身精神,但同时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引导,使他懂得共产党人不采取暗杀恐怖手段的道理。5月24日,王知理在解放军发动进攻后,按计划率部撤出阵地,在约定地点集中待命,接受缴械。交警第18纵队和宪兵2团瓦解后,解放军迅速突破西区防线,使吴淞口方向的国民党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对解放苏州河以南市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策反国民党51军军长刘昌义

在解放军进入市区的攻坚战中,为了保全大上海免遭战火的破坏,三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战役的总要求,规定市区不准开炮、不准使用炸药。因此,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得以凭借北岸大厦居高临下的火力点,依托苏州河,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解放军被阻于苏州河南岸,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对时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北兵团司令兼第51军军长刘昌义的争取工作就是在这样棘手的情况下开展的。

刘昌义早年十分支持冯玉祥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抗战时保家卫国,和八路军有所接触,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汤恩伯欲袭击新四军时,曾派人给新四军送过情报;抗战胜利后,希望国共合作,组建联合政府,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憎恨。对刘昌义的策反中,最初由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藻真、委员刘云昭与之联系。为了能为解放事业作贡献,刘昌义同意了王藻真“相机起义”的要求。不料,刘昌义和王藻真拟定的起义计划被国民党侦破,王藻真、孟士衡、吴王文等民革同志相继被捕,国民党把此称作“京沪暴动案”进行了疯狂的捕杀。在大捕杀中,许多民革成员和中共地下党员被害,但参与策划起义的刘昌义等国民党军队中的要人得以隐蔽下来。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王藻真在被捕前两天,把藏有地下民革重要人物名单、重要文件等机密,其中包括刘昌义、张轸、郭汝瑰等人的重要情况的一个枕头交给了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托参加民革的梁佐华。王藻真被捕后,梁佐华在危急中决定毁件保人,把这批重要文件销毁了。第二个原因是王藻真在狱中虽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守口如瓶。以后刘昌义曾靠副官主任、地下民革成员刘仲安疏通关系,在暗中设法保护王藻真。因王藻真是辛亥革命老人,南京国民党元老亦为之讲话,这样虽未获释,但也未遭杀害。由于王藻真的被捕,刘昌义中断了与地下民革的联系,使他的起义计划一度陷入困境。

解放上海的总攻发起后,溃散的国民党官兵混乱不堪,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危在旦夕。为避免全军覆灭,5月23日,蒋介石下令全面撤退。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出逃前,任命国民党第51军军长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留守。驻防苏州河北岸的刘昌义通过亲信刘凤德的努力,与解放军取得联系。25日傍晚,刘昌义率第51军、第21军、第123军4.3万余人起义。刘昌义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并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新动向及兵力部署情况提供给解放军,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跨过苏州河,而且对于迅速解放全上海、保全这座大都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敌工干部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上海执行了大量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他们不同程度地对国民党军进行分化瓦解,成功策动了大批国民党军反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科长王之师把《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及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士配备图,传递给了党组织;国民党海军部机要秘书游侠提供了国民党的海军部署和作战计划;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机动车队大队长高莲荪经策反,向党组织提供了全体特务人员照片以及被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信息等重要情报;通过对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的策反,维持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区的秩序;和平解决了据守在杨树浦水电厂的青年军第21军230师8000余人,使数百万人的生活免受威胁;在国民党交警第18纵队和宪兵2团开展瓦解工作,配合解放军迅速突破西区国民党军防线;策动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北兵团司令兼第51军军长刘昌义率部起义,化解了解放军被阻于苏州河南岸的困境;策反国民党海军王牌军舰“重庆”号起义和被蒋介石视为“掌上明珠”的伞兵3团起义,震惊中外;在策动国民党军界元老李明灏反正、“灵甫”舰和“长治”舰官兵起义,以及空军先后20多人次驾机起义等起义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军心,不仅有力地配合、支援、加速了上海解放,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真正实现了上海解放战役“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的目的。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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