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九个“必须”，其中包含“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两个“必须”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连接的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化两结合”，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化两结合”是对特定时间空间的规定，时代化是指时间规定，即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国化是指空间规定，空间不是虚无，包含着中国的所有存在之物，从基本国情到历史文化传统。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两化两结合”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内含了“两化两结合”

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化两结合”的最初概念，标志着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进入最高水平和自觉境界。认识规律揭示，人们对对象的认识，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总是由感性到理性，由不自觉到自觉的，不可能一次达到正确认识。自建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领悟是在实践过程中展开的，曾经出现过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就是所谓本本主义，动不动看书上如何说，毛泽东讽刺为“书上说的都是对的”。特别是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只知道牛头不对马嘴地搬用马恩列斯的语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无情事实的教育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抱本本主义的态度，而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即列宁所说，一切依时间、地点为转移。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中国现实之间可能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确认“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语），寻求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纠缠于文本的表述。

在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命题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即国情相结合，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实际上就是指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众所周知，毛泽东将中国古人的“实事求是”命题创造性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堪称典范。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新的思想武器，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问题，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非常清晰的语言阐释了，“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可以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内含了“两化两结合”的全部内容。正是在“两化两结合”的引领下，此后的中国革命才避免了1930年代的急进、急躁错误思路，正确引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高瞻远瞩地提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时间上持审慎的态度——最长准备十至十五年的时间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实际上人民解放战争只用三年就取得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化两结合”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两化两结合”的典型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家经济建设问题上，基于苏联的领先地位，中国一度比较偏重于苏联的做法与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与苏联经验的差异性逐渐显露出来，而且苏联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这样，历史上的问题又一次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是取决于本本所载的东西还是社会实践呢？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摆脱对他人经验与模式的依赖，探索适合于中国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过艰难探索，终于在19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逐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创立还是在于，我们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不是取决于文本，而是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对的，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之本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当下的时间阶段、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方法论上说，这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本质上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典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化两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相结合，这是时间上的规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延续至今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是空间的规定。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就体现出这两个规定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解决，在此背景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其生产力水平是高的，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制会水到渠成。但是，中国的革命不是发生在这个点位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这样，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完全吻合马克思书本上的论断。

从马克思的论断上后退一步，便产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这既符合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也符合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情，如此，我们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方针政策就要按照现实需要而不是书本论述来运行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对的，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化两结合”是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还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同样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两化两结合”的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两化两结合”的成果，都要长期坚持。但是，时间永远是延续的、不可逆的，空间中的事物也是永远处在变动之中的，当下的中国已经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的世界，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中国也必须直面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由此，中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两化两结合”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任何因循守旧、保守僵化的心态都是不对的，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唯有面向未来，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