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档名为“给90后讲讲马克思”的系列音频党课火了。同步出版的《马克思的20个瞬间》被称为“青春版《马克思传》”，赢得众多青年读者的喜爱。让策划、主创者肖鹏印象很深的是，同事发来地铁里年轻人捧读这本书的照片，乘出租车也听到司机播放着这档节目。

恩格斯是谁？在马克思的光芒之下，他更像是一个影子。在新近出版的《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一书中，肖鹏写道：用流行的话，恩格斯就像一位“金牌辅助”，他使马克思的生活和思想凝聚成我们熟知的“马克思”这个概念，而他自己则在时代的发展中光泽剥落、漆色斑驳，成为马克思“普照之光”下的浓重黑影。恩格斯是谁？这个问题不仅关切恩格斯的生平经历，而且本质性地关切他的思想价值。

从《马克思的20个瞬间》到《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1987年出生的肖鹏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也是与“90后”“00后”共勉的回答。

《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
肖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20个瞬间”到“我们的时代”

古今对照往往呈现出一种思想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显学”。

上书房：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可以谈谈这两本书的缘起和创作轨迹吗？    

肖鹏：《马克思的20个瞬间》是新时代、新媒体等多重资源力量共同推动和催化的结果，既包括思想资源，也包括平台和技术资源。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纪念？写学术论文？办研讨会议？一开始并没有定论。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阿基米德FM、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等团队加入，主创教师团队确定之后，我们才敲定总体思路和结构，就是“瞬间体”——如同目录所展示的那样，通过还原典型事件典型场景，让读者和听众对马克思这位伟人有身临其境感，并且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拉近当代青年和历史伟人之间的思想与情感距离。就此而言，马克思实在是一位非常适合纪念的人物，他身上的故事性、思想性、启发性，完全能使一档节目或一本著作呈现出可听可读性。

可以说，《马克思的20个瞬间》是多人合作、多方配合的成果，但由于构思到成书时间不到一个月，在很多地方还不够精巧、不甚圆熟。就我个人来说，希望在讲马克思的故事之余，多讲讲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而它必然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位创始人——恩格斯的讲述和评介。《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可能不像《马克思的20个瞬间》那样节奏明快、立足普及，我希望通过对恩格斯的描写，在普及基础上强调一定的学术性，也把《马克思的20个瞬间》里留白和未尽其意的地方尽量补全。

上书房：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的“20个瞬间”，还是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都关注时间概念——“20个瞬间”定格历史，“我们的时代”指向当下、通往未来。

肖鹏：如果说这两本书都包含了历史的线索，其客观和必然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体现出的历史性和时代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的社会生活有何种深刻体察？而这样的体察能否延伸到20世纪乃至“我们的时代”？答案是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显学”。

历史的古今对照往往呈现出一种思想的生命力所在，异化劳动、资本规律、商品拜物教等不光是19世纪的论题，也同样是今日之论题。虽然讨论的社会前提有所不同，但不同的社会本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会带来何种不同的理论定向或理论终局，是今日之我们需要深思的。我们在同一理论命题下对19世纪之西欧和21世纪之中国的讨论，本身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

上书房：《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的目标读者也是“90后”吗？

肖鹏：并不尽然。这是一部“稍有门槛”的理论读物，目标是面向全年龄段有志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了解恩格斯思想历程的读者。“给‘90后’讲讲马克思”，其实是立足于把马克思本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入点。因此《马克思的20个瞬间》在写法上有点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严格的关于马克思的生平传记，而是通过介绍马克思向读者去描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里面有许多介绍“实践”“批判”“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这些概念的应用案例，类似于一种轻松的“点彩画法”。

《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更像是一本比较严肃的人物思想传记，但与已有的传记相比，我倾向于突出恩格斯与马克思人格的交相辉映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换言之，与马克思这个人物相比，恩格斯其实不算特别适合“做文章”，其间的差别我在题为“光与影”的序言里讲到了——恩格斯作为“第二提琴手”，更像是马克思的“影子”，走近他必须先经过马克思，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解恩格斯的“前提条件”。而理解马克思是没有这样的门槛的，径直走向他就可以。所以，《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可能不像《马克思的20个瞬间》那样具有宣传和普及的“天然优势”，但这也是我希望对待恩格斯时采取一些严肃态度的原因。

上书房：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人物，让他们脱离大众的一般印象，凸显出真正的个性来，各有何侧重点？    

肖鹏：与其说“脱离大众的一般印象”，不如说在大众中呈现出他们更具体、立体的印象。就我有限的了解，大众对马克思的了解，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恩格斯就更是这样了。

这两个人物之间很有趣，他们在个性的某些方面非常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在理财、养生、个人事务或按计划行事等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在行，而在领导力、洞察力这些方面，马克思又远胜于恩格斯——他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人。而在理想、理论、精神境界上，两人却又出奇地一致，或者说当时几乎不可能再有别人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更契合。因此，既要说明两人各自的特点，又要说明他们之间的“向心力”——他们是如何共同工作、互相影响的，又是在怎样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彼此帮助扶持的，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两人又是如何向其间灌注力量的。

同时，最困难的地方（也是本书最有“门槛”的地方）在于，如何回应并破解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对马恩思想关系的“挑拨离间”，让恩格斯回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当然也是恩格斯的本愿），这本书花费了一些篇幅。

加入马克思、恩格斯的争论和“吵闹”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也在不自觉地参与着历史的创造，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上书房：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哪些段落最打动你？

肖鹏：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这些哲学家的著作里，可以见到很多人类的理性应当如何、思维的结构可以怎样展示，诸如此类气势恢宏、崇高或优美的表述，足以打动许多追随者。但我们看不到对人间苦难的描绘，似乎在这些哲学家的笔下，理想的东西、事物应有的样子，远远盖过了事物现存的不合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不是这样。他们不诉诸道德，也不谈感情，而是冷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哲学不应只是哲学家的或者精英主义者的哲学，哲学应当属于全人类。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分工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构成了最大的异化现象——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真正的解放应当是让受苦受难的体力劳动者掌握哲学（后来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从而具有让自己获得解放的思想觉悟。这是我最能共情的部分。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去看他们的文章与经历，比如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莱茵报》时期的“苦恼”、《共产党宣言》的横空出世、写作《资本论》的呕心沥血，都是十分动人的。

当然，恩格斯对“资本家”身份的叛逆、在巴登战场面对死亡的无畏精神、长期对马克思全家的无私援助、对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深情关切、在马克思去世后完成亡友的遗志，也是我希望在《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里突出和强调的。虽然鲁迅曾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但人类的悲欢也可以相通。我希望它们相通，我也希望能加入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争论和“吵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也在不自觉地参与着历史的创造，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上书房：你力图在这本书中向青年读者揭示的恩格斯的思想价值聚焦何处？

肖鹏：其实就是恩格斯本质性地参与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过程。就写作而言，真正困难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酝酿”“出场”和“演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此有许多专题性讨论。一方面当然是马克思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条主线，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等，可以说都是马克思的独创，但回到文本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不算是一位完全站在读者立场上写作的“职业”作家，他的表达非常专业，包括哲学词汇的运用、各种比喻的罗列，也包括整体思想结构的建树。

因此，我们在文本和原著里会处于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二象性”悖论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首要方面来自原著，但对原著的透彻理解往往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部分，也就是它在发展史中塑造出来的确定性。如果把原著看作“经”，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道”，那么“不叛道”则在一定程度上要“离经”，而“不离经”则有可能会“叛道”。

因此，另一条线索，即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阐释，则成为“经”与“道”之间沟通与统合的重要途径。

尽管恩格斯说到，1845年夏天他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出奇地一致”并由此开始合作，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在先写下后划去的段落中显示出争论的痕迹。在走向新世界观的思想进路中，恩格斯比较直接地来到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则兜了一个大圈子。虽然在新世界观的阐发过程中两人同心同德，但他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思想家，这一点也是事实。

马克思一生公开出版的文稿只占很小比例，而无产阶级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是碎片化、浅层化的。1875年前后，恩格斯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性与科学性，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这样一种努力成为恩格斯近乎全部的工作内容。我们今天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没有恩格斯，也远不能成为如此模样。在马克思主义过渡到列宁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几步理论贡献是恩格斯作出的。可以说，恩格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样子。

上书房：你有一个比喻，如果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引路人，恩格斯则是我们时代的同路人。

肖鹏：在工作习惯方面，马克思经常是在理论的前沿孤军奋战的状态，尤其是在晚年。他或许也明白，有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一人来深入推进思想的研究事业。除了跟恩格斯定期通信（以1850年至1870年间为甚），马克思只跟少部分密友写信，像他晚年致信查苏利奇并写了好几版草稿的情况，仅限于来信内容是他尤为关切的重大理论，使他感到有回信的必要。

恩格斯的工作更像是致力于号召和鼓舞人们尽量跟上马克思思想的前进脚步。1875年后，恩格斯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青年群体的通信往来十分频繁。在引领人们和陪伴人们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是有潜在的自觉分工的。这也是我希望在这本书中突出恩格斯独特价值的缘由。

上书房：对当代青年来说，这二人的经历，谁更有参考性一些？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得到哪些教益？

肖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设”太过突出和传奇了，当代青年可能谁都“参考”不上——马克思23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迎娶贵族小姐，此后一直流亡国外，30岁之后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一生子女多夭，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又是流芳千古的不朽名篇；恩格斯无论是家境还是天赋可能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更不用提他的英俊外表和个人魅力、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能力、他对马克思无条件的信任、他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无条件的支持……

但我们不是要在这样的“参考”中丧失信心，而是要看到，他们的成就经历了风雨的磨炼。那么，我们能不能走出自己的“小时代”，在“大时代”中练就自身的洞察与实践本领呢？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中完成对社会现实的世界观的塑造，从而明确自己有限的一生所要从事的事业与使命呢？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得到教益的部分。

今天，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有一种鲜明的特质，就是永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

上书房：谈谈你自己吧，从中学、大学的政治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对这个学科的认识有变化吗？

肖鹏：我的个人经历是比较“奇特”的。高中地理和历史一直很好，但感觉当时政治课好像需要背很多似懂非懂的大概念，望而生畏，所以选择了理科。本科专业是中文系，一直处于“敞开肚皮读书”的状态，大一时接触了几部哲学书，像海德格尔的《林中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二时阅读兴趣转向马克思的原著，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开始读，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纵横捭阖的政论大为倾倒。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分类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拿的是法学学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拿的是哲学学位。同一知识体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同的学科门类，乃至于话语体系、学科方法都有质的区别，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不同路径使然。因此，我希望能在攻读研究生时进一步厘清思想史的路径。

在导师吴晓明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如愿谋得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的教职；在党校工作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表达和诉求。

《马克思的20个瞬间》其实就是把这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综合起来的尝试。大道不离人伦日用，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认识的过程。

上书房：你在书的后记里提到，《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原计划篇幅10万字，后来，如何越写越长的？

肖鹏：这本书最初的写作计划有点类似于麦克莱伦的《恩格斯传》结构的扩写，就是花大概五分之一篇幅写恩格斯的生平经历，五分之四篇幅按照学科门类来逐一介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诸如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军事学等方面。一动笔我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难道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了解恩格斯的思想历程，从生平经历开始入手难道不是更简易的路径？更何况，与其机械僵硬地寻找恩格斯与我们时代的本质关联，不如把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完整、严肃地呈现出来，难道不是呼应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

于是，写到差不多十万字、一半篇幅之际，我决定采用更严格的时间线索来统领各章节。尾声的标题“历史与时代”正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路：历史问题和时代问题，实则是同一个问题。明晰恩格斯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就是对我们的时代最好的交代。

上书房：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虽然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写作过程中是否也被现实和当下所感染？

肖鹏：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批判性地思考“现代性”的问题症结，而2020年又是现代性问题集中爆发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既有“现代丛林法则”累积的基础上，强行以一种新的统治尺度来考验和检视各民族国家的治理智慧。

中国顶住压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即便如此，霸权主义和零和思维依然充斥着国际交往，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存在论差别格外凸显，以至于国际间对话缺乏一种根本性的理解基础。这种基础上的脱节情形不单是文明和语言的差别造成的，更是现代性造成的“整个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的极端结果。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了现代文明的最终界限，破解之道是三套方案的整合运用：一是抢占科技制造业的高地，打破西方的长期垄断和“专利权”；二是发扬中国传统的“道器不分”的存在论思维，以“非对象性的”、多元丰富、和合平衡的智慧来处理矛盾；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本质批判的思想武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张蓝图绘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的理论批判，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上书房：扉页上这句“让曾经鼓舞我们先辈的思想遗产，继续鼓舞我们的时代”，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我们这代人需要如何努力？

肖鹏：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一百年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的先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远在东方的“同志”和“神交”，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谋取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成了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时代主题和奋斗理想。

到了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我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吗？还需要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贡献吗？还需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去对标的偶像和伟人吗？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有一种鲜明的特质，就是永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

马克思曾认为，幸福就是“斗争”，不幸则是“屈服”，虽然这种价值观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适度保持这样的“斗志”和“斗争精神”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审慎、客观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主题，也有助于我们培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领。

上书房：写过马克思、写过恩格斯，作为80后，还想给90后、00后讲些什么？

肖鹏：想说的其实都在书里说过了，不妨把考茨基纪念恩格斯的文章稍加改动奉献给读者们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知识遗产，这是人类的永久财富。这种财富永远不会埋没，亟须人们加以补充和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世长辞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哺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长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生机勃勃。我们所能告慰于九泉之下的朋友和导师的永别辞，就是这样的口号：奋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