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驻军二十军教导团在招募学员，我决心参军报国。趁父母亲不在家，我悄悄报了名，被录取为卫生兵。母亲见我决心坚定，也只能同意，临走时叮嘱我：“要听首长的话，努力学习，团结好同学。”我非常高兴，解放还不到一年，母亲的觉悟也提高了，否则她怎会放心把养了16年的儿子交给解放军？

部队是个大学校，也像一个大家庭，学习生活很紧张，但也很愉快。队长、指导员、分队长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我们，每夜巡视为我们盖被子。经过政治学习，我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同学们一样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

△张金其年轻时照片。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二十军从嘉定出发北上待命，学习生活也因此中断。1950年11月，我们军随九兵团入朝参战（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的战斗，在长津湖畔重创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由于我们的武器落后，粮食供不上，又遇到零下三四十度极端寒冷天气，我方伤亡较大。在朝鲜战场上，无数老战士和共产党员吃苦在先、冲锋在前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其中一名共产党员、我的直接领导——营部卫生所刘军医让我永远难忘。

刘军医早年参加革命，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直至抗美援朝，他是营部的支部委员，是我最崇敬的领导和战友。他经常关心我的进步和成长，鼓励我“要好好干，争取立功，以后加入党组织”。在一次敌机空袭驻地时，他奋不顾身冲进屋内把一箱药品抢救出来，因胸部重伤不治，牺牲在送院途中。那时物资极端缺乏，关系到全营战友生命和健康的一箱药，在他眼里无比珍贵，胜过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0月，我们九兵团回国了，我又回到了师部医疗队。但是，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刘军医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像“过电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那样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努力工作，1953年、1954年连续被授予三等功。

△张金其珍藏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5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6月被批准入党。在建党34周年的庆祝会上，我庄严地举起右手，在党旗前宣誓。当时，每位新党员都发了一份油印的《入党宣誓证》。我将宣誓证小心收藏起来，时刻提醒自己，入党后仍不能松劲。

△张金其保存的《入党宣誓证》。

三年后，军内掀起了军官下连队当兵的热潮。许世友司令员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将军的行动坚定了我当兵锻炼的决心。下放的单位是本师下属的一个团，任务是“国防施工，构筑地下坑道”，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艰苦活。我认为到了连队，首先要放下官架子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老老实实当好一个小兵。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动全班全排同志完成好任务。在这一年的总结会上，我所在班被评为先进班组，我个人又一次荣获三等功。一年的下放锻炼结束，我回到原单位任职，背包里除了带去的《入党宣誓证》，还多了一张立功证。但我的最大收获不是证书荣誉，而是对基层官兵的感情更深了。

△张金其至今保留的三本立功证。

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爆发。应越南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国人民进行了无私援助。那时我正好在高炮部队任职。1968年元旦的夜晚，部队从云南河口进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天亮之前就完成了与兄弟部队的换防任务。除了河内之外，越北的所有乡镇城市都已成了一堆废墟瓦砾。敌机几乎每天都来“光顾”，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次警报。部队住在山上，热带雨林的气候常年细雨朦朦，或者瓢泼大雨，湿度高、见不到太阳，我们住的是帐篷、猫耳洞，被褥、蚊帐都要长霉，还要面对山上成群的蚊子以及毒蛇、山蚂蝗。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生活，部队非常艰苦，防病工作也增加不少难度。经历了一年多的战斗生活，部队凯旋。伴随我同时出征的《入党宣誓证》也经受了一次高湿度环境的考验。

△张金其在社区“建党百年”系列活动中领读入党誓词图片。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选择了“复员”，离开了部队。但那张《入党宣誓证》一直伴随着我，至今已有66年。期间，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工作调动，走南闯北到过全国6个省市。每当执行重大任务时、遇到困难时、人生重大转折时，我都要拿出来重温一下，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随着时间推移，我更加珍惜它、爱护它，视同个人的“革命文物”。

（作者为嘉定区安亭镇新安社区退休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