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国家战略，既要从战略高度科学规划，精准设计，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合理的全球布局，又要针对不同国情，着眼长远，区域化推动，分众化表达，实现和谐发展。

文化国际传播天然具有矛盾性和排异性，但没有分歧和碰撞，也就无法实现文化交流。因此，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秉承兼容并蓄精神，细致入微地体察、考察、分析不同国家的舆情、民族文化生态与国情，细致推理、研断、把握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客观认知和具体需求，进而精准施策，滴灌入根，在以中华文化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同时，实现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助推中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协同发展。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华文化走出去必将面对更多不可预测的新风险新挑战，需要我们基于中国智慧，在大变局中自信从容、行稳致远。

更加精准地投放中文和中华文化资源。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真诚地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但中国目前毕竟仍是发展中国家，理应坚持有序有度原则，变粗为细，变散为聚，变同为异，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中华文化的不同需求，确立区别化的供需关系，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科学规划资源分配区域和路径，综合调配相关资源，采取差别性的传播策略，实现精准投放，给予符合双方实际的帮助，形成既符合中国综合国力实际，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中华文化走出去长效机制和质量保障机制。

更加合理适度地开发中文和中华文化本土资源。推动所在国或地区开发利用本土中文和中华文化资源是中华文化精准落地的重要途径，但不同国家对中文和中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平衡。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开发不充分，文化自生能力弱，仍主要依靠中国的“外援”，实际传播效果也不理想。而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需求大，导致对本土相关资源的过度开发，中文师资的培养甚至出现拔苗助长现象，形成本土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量大质低、点多不深现象，实际上消耗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密切内因外因的有效联动，加强中文和中华文化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中华文化在当地发展的具体需要合理适度开发当地相关资源，进而推动区域联动，实现资源共享，助力中华文化的世界化整体发展。

更加重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实现自我发展。经费问题目前仍是海外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可持续传播的关键制约性问题，必须未雨绸缪，积谷防饥。未来，我们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帮助所在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中国的优质中文教育和文化资源转化成适合所在地需要的内生资源，并充分发掘统筹海内外各种社会资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海内外民间资本为主流、以传播主体营利性收入为基础的经费支撑体系，推动海外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机构从非营利性机构发展成经济独立的自给自足机构，使所在国或地区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逐渐实现自我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需求、主体自身发展”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的中华文化传播和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更加重视中文教材和文化读物的理念和内容与时俱进。目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所依托的教材与读物理念和内容更新不及时，缺少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表述不充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阐释缺乏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支撑。因此，未来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敏锐的世界视角、高效的工作节奏，更加重视教材和文化读物建设的时代性，保证与中国发展同频共振，不断推陈出新，加快教材更新换代，将日新月异的中国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及时反映在教材中，并逐渐推动教材编写的本土化，真正使中华文化日用而不觉。

更加重视中外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协同协调。中华文化走出去面对着世界上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源，我们要为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营造出多民族语言共存共生共荣生态环境，就需要借力中国语言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理论和经验，帮助所在国或地区加强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性开发运用，创办打破时空限制、国别限制和区域文化限制的世界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科学研发各种语言资源的多元价值，加快语言资源产业化、智能化，优化语言互通媒介，提速语言互动频率，监测语言使用过程，解决跨语言沟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