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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外交官】专访旷伟霖:我在非洲最穷国工作,心情比在美国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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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洪俊杰 2021-06-11 06:01
摘要:“在美国和非洲的感受截然不同。”

【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六篇。

专访旷伟霖是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楼。“我不幸也很幸运。”这位1958年出生的外交官如此评价自己。他经历过“文革”,学校里一片狼藉,没有机会好好读书,18岁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曹杨影剧院当跑片员。

“但冥冥之中,我似乎注定要从事外事工作。”那时国外消息闭塞,旷伟霖会看父亲从单位带来的《参考消息》;看电影时,还会饶有兴致地看前1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

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旷伟霖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后离开上海北上外交部,之后在外交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深造。“从这个角度说,我又很幸运。”他说。

旷伟霖的36年外交生涯,驻外经历大致可分为两段: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总领馆、驻美使馆工作近10年,以及在非洲工作6年多。

“在美国和非洲的感受截然不同。”他说,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优越,但中国外交官需要与美方“打嘴仗”,进行交涉。之后出使非洲,尽管物质条件天差地别,但感受到中非间深厚友谊,并能与非方讨论落实重大合作项目,“很有成就感”。因此,虽然已经离开非洲,但旷伟霖的微信头像是个可爱的非洲小孩。他想借此记住在非洲的1185个日夜,并表达对非洲深深祝福。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虽然离家已久,他依然能用流利的上海话交流,也常回上海看望家人与朋友。来到上海,用他的话说,“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

外交官要“大胆”走出去

上观新闻:2005年至2008年在担任中国驻纽约常务副总领事期间,你参与接待中国领导人访美。

旷伟霖:是的。2006年4月18日至21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1日,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虽然这项活动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我们在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访问耶鲁期间,胡主席要向学校赠书。考虑到赠书场地空间较大,书架要3米高以上才显得大气。但在耶鲁找不到这一高度的书架。为此,我们前后方多次进行讨论。最后有人提出建议:在书架顶部拉一条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书仪式”,让书架在无形中“长高”。很快建议被国内采纳。事实证明,这一布置达到预期目的。

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不少人请了假,集体租车从外地赶到耶鲁所在的纽黑文。他们举着五星红旗,高唱国歌,呼喊欢迎口号。那天,纽黑文成了红色的海洋,爱国力量的气势完全压倒反华势力。

中国领导人耶鲁之行推动了两国人文、教育的合作交流。我们幕后加班加点,做出自己的努力。

上观新闻:拉萨“3·14事件”后,听说你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总领事,是怎么考虑的?

旷伟霖:2008年发生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后 ,在美“藏独”反华势力气焰嚣张,在我驻纽约总领馆前举行大规模所谓“抗议”活动,还多次企图冲击总领馆。

同时,美国媒体刊登文章,攻击我国采取的行动及西藏政策,为打砸抢烧分子“鸣冤叫屈”。为了说明真相,做美国舆论的工作,4月3日我们在纽约希尔顿酒店召开记者会。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电视台、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参加。

那个时候,中国外交官在这种场合与美国记者面对面交锋,确实还不多见。说实话,我当时对能否完成好任务没有把握,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美国记者比较“难缠”,提问咄咄逼人,当地电视台又要转播。但我还是做了准备,克服压力,阐述中方立场,让美国民众听到中国的声音。

上观新闻:在纽约与媒体打交道,你有什么经验吗?

旷伟霖:纽约人常说,华盛顿是美国首都,纽约却是世界之都。虽然这种说法太夸张,但一定程度反映纽约的国际地位。当地媒体高度发达,美国三大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新闻周刊总部都设在那里。美国媒体很关注中国,但涉华报道和评论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做工作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指望改变对方的政治立场或基本看法,也不能指望对方说出我们想要听的话。应该通过沟通来增进了解,让对方了解中国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促使他们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国。

在我看来,关键是外交官要“大胆”走出去。在有准备情况下与记者接触,同他们坦诚交流。我曾去过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进行对话,取得较好效果。此外,还要做好关键少数工作,包括媒体机构总编、专栏作家、社论版编辑、曾常驻中国的记者等。他们在涉华舆论方面有较大影响力。我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有过几次深入交流,这有助于他客观了解中国内外政策。

感觉每天生活在朋友中

上观新闻:2010年,你离开美国去非洲塞拉利昂当大使,是什么感受?

旷伟霖:最大的感受是,两国国情反差巨大。我和夫人第一次乘机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隆吉机场时,已是晚上7点多,周围灯光灰暗,机场上只有4架飞机。由于没有摆渡车,我们是走到候机室的。

从机场到首都市区要坐40分钟的摆渡船,这实际上是艘只能载20人的小舢板。我们穿着救生衣,登上破旧小船。当晚风高浪急,下着大雨,小船在海面上下颠簸,好像随时会翻。我俩真担心会出意外,最后幸好有惊无险。

进入弗里敦市区,我发现首都没有路灯,城市一片漆黑。当地基础设施落后,市政电无法保证,我们使馆用电要靠3台柴油发电机24小时不间断地运作来保证。市政水奇缺,只能靠水车拉来生活用水。当地的电视和网络非常落后,进入雨季或遇到暴风雨天,我们接收不到电视信号,网络也大受影响。赴任前我有过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里条件如此艰苦。

上观新闻:那么中塞两国关系如何?

旷伟霖:两国关系非常好。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塞方就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长期以来,塞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与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塞各界普遍对华友好,无论到哪里,中国大使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与我驻美工作的大环境形成明显反差。因此,尽管当地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我还得过3次疟疾、1次伤寒,但心情还是很舒畅的,感觉每天都生活在朋友中间。

上观新闻:两国良好关系,为合作奠定基础。塞拉利昂发展最缺什么?

旷伟霖:在我看来,塞拉利昂最缺的是造血功能,也就是缺乏把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塞当地经历过长期内战,没有工业与制造业,农业极其落后。中国在基建、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人才培训提供援助,就是授人以渔,帮助他们解决自主发展的问题。

中塞合作可谓优势互补。塞方有资源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中方有技术、有资金、有管理和经验。在任内,我推动“中塞友好医院”启用。这是西非最为现代化的医院之一,设备先进,科室齐全,病床达到100多个。由于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那里工作,它成了当地百姓看病的首选医院。这家医院为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及现在应对新冠疫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与中国大使关系特殊”

上观新闻:你并非长期在非洲工作,2015年为何安排你担任首任中国驻非盟使团长、大使?

旷伟霖:设立中国驻非盟使团,是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提升中非关系的重要举措。

中国外交人员要绝对服从组织决定。虽然至今没人告诉我原因,我猜可能有两个:我曾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过,有多边工作经验;驻非使团是个新建馆,万事开头难,需要一位有非洲工作经验且能力较强同志带队,就这样我被幸运选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使团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地生活条件比塞拉利昂好,但也经常断水断电,网络信号也不好。刚搬进租赁的馆舍时,我们缺少办公设施和生活家具。由于当地家具质量不好,我们决定从国内采购海运过来,但这样要半年后才能拿到。在此之前,使馆大部分家具是从当地中资企业处借来,晚上我和所有馆员一样,在地板上放个床垫睡觉。

上观新闻:非盟使团主要任务有哪些?

旷伟霖:驻非盟使团刚建立时,主要任务有两方面。就内部工作来说,使团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办公和生活问题。对外工作主要是,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与非盟领导和主要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还要具体落实重大合作项目,如中方援建非洲疾控中心等。

此外,就是为我们使团争取一块永久性馆舍用地。当时亚的斯亚贝巴正大兴土木,土地供应非常紧张。我们最初重点做市政府工作,但效果不太好。后来我们改变工作思路,做埃塞政府高层工作,最终拿到一块理想的馆舍用地,为使团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上观新闻:你和非盟高层交往多吗?

旷伟霖:我和非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祖马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私人友谊。她是非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曾是曼德拉的战友、南非著名政治家,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新南非建立作出贡献。她是位泛非主义者,积极推动非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她关心非洲妇女、儿童及青年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她常说,没有非洲妇女、儿童及青年的未来,就没有非洲的未来。

她对华友好,常说:“我与中国关系特殊,与中国大使关系特殊。”尽管她公务繁忙,但只要有时间,对于我的拜访要求和社交邀请总是欣然接受。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在一次活动中当着我国领导人的面肯定、称赞我所做的工作。

2015年10月祖马访华,我全程陪同。中方安排她参观长城,她坚持爬上长城并说:“中国就像万里长城,发展延绵不断,从久远的过去走来,又向光明的未来迈进。”我陪同她乘坐京津城际高铁,她赞不绝口。在她推动下,中国与非盟在非洲铁路建设规划方面进行合作,取得具体成果。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举行。习近平主席在比勒陀利会见祖马主席,这是当天的首场会见活动,祖马高度重视,提前8分钟到达现场等候,这在非洲极为罕见。会见活动非常成功,双方都感到满意。

上观新闻:和普通非洲朋友之间呢?

旷伟霖:常驻非洲期间,我与普通人有过不少接触。我们的两位司机都是当地人,他们工作认真踏实,上班一身正装,皮鞋擦得锃亮。他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们是当地雇员,但我对他们一直十分尊重,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然也要看到,西方舆论对非洲的影响依然较大,经常误导部分当地民众。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做好非洲民间草根工作,讲好中非合作故事,让中非友好不断深入人心。

绝大多数非洲百姓支持中非合作

上观新闻:最近,有一家美国媒体发文称中国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实惠。

旷伟霖:这家媒体的背景众所周知,我就不多说了。事实是,在非的中国人、中国企业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第一条环城公路、第一座城市轻轨、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首都最高楼也是中国公司建设的。

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去年出现疫情,但双边贸易额达到1900亿美元。“一带一路”为非洲和中非合作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如中国帮助修建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从肯尼亚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大大促进东非人员物资流动,并带动在铁路沿线地区的发展。

目前,中国在43个非洲国家有44支援外医疗队,为解决当地缺医少药问题,推动医疗卫生发展作出了贡献。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非洲老百姓对于中非合作是支持的,因为中非合作给他们带来许多实惠,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发展机会

上观新闻:那怎么看待所谓“非洲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呢?

旷伟霖:这是西方扣在中国头上的一顶帽子,企图借此离间中非关系,将非洲的债务负担与风险转嫁给中国。

非洲债务问题由多种因素构成,中国只占非洲外债中一部分,而西方私人金融企业占了大头,这才是引发非洲债务风险的主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在向非洲提供融资方面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并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而且中国提供的融资多用于基建、水电、能源等重要发展项目上。

在我看来,解决非洲债务问题需要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说到底,最终解决还要靠非洲自身的发展。

栏目主编:洪俊杰 文字编辑: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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