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眉山市《眉山日报》在第二版公布了该市各区县县级四套班子全体领导班子152名成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该市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民众更方便地表达诉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领导干部更直接地了解民意。

公布官员号码并不是眉山“专利”，多地在公布官员号码的路上已经探索了多年。不过，与当地官方的积极评价相比，舆论对此事的评价则显得复杂了许多。有的人为之叫好，认为这是走群众路线的好做法好经验；有的人赞称此举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应有之义；有的则担心，这种方式会不会因领导太忙而流于形式；有的则质疑，这就是一种作秀。

意在减少沟通成本，拓宽群众表达意见、提出问题渠道，以及领导干部直接了解民意的举措，收到颇为复杂的评价，其中不乏尖锐的声音，大概是这一举措在运行多年之后为当地始料不及之事吧。

就事论事，说此举为“作秀”自然不实，毕竟电话号码在这里公开，打或者不打，它都真实存在；而且就当地的初衷来看，其用意不可谓不好，运行多年，想必也有着不少解决实事的实例。

不过，从现代政府的运行规则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来说，有关各方各司其职、依法运行，而不是将问题交到领导干部的电话里，恐怕才是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布官员的手机号码，不应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标配，而只应当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补充。

勿庸讳言，当前基层办事生态、办事环境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规范、甚至不依法的现象，从官方“八成上访者有道理”的表态中，便可以看出问题的普遍性。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掌握政策和法律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办事规则不公开，事务处理不透明，有问题不知道找哪里、怎么办，从而产生大量“后遗症”。而在领导“批示”后，往往这些问题又能够得到又好又快的解决。这是更吊诡的。

可见，正是我们在执行阶段更多地是“按领导要求办事”而不是依法办事，才造成了目前凡事找领导的特有景观，也是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办事生态背景。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市民的工作、生活有任何需要公共行政部门解决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规范化、程式化处理，按照相关“程序设定”走下去即可。“找领导”基本没有必要，因为领导即便有指示，但在办理过程中，也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一方面，工作人员的行为甚至态度在法治轨道中运行而不失范，另一方面，健全的机制，可以及时对工作人员的失当行为进行纠正。而群众在各种事务办理时，按照公开的规则进行，如果真遇到现有规则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程序进一步求解，不需要找领导“特事特办”。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特别是公布当地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电话，不太可能由本人亲自接听。事实上，领导干部事务之繁忙，往往超出常人想像。公开的手机号，最终只会变成“市长热线”，由特定的秘书机构或专人进行接听和处理。况且，这种处理是基于群众电话所反映的情况进行反馈，依然要有司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核实。但多了秘书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指手画脚，且有相关督办机制进行考核，又可能会对相关机构依法行政造成困扰。这样一来二去，事情反而越搞越复杂，甚至节外生枝。

这样来看，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初衷再好，也不是正道。今天更紧要的任务，是将重心转移到如何制度化保障群众利益上来，而不应让群众将办事寄托于遇上个“好领导”。这种“青天情结”，虽然从官员个体来说难能可贵，但从制度上来说则和法治政府建设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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