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之外的火种，在上海石库门里一经点燃，就照亮了古老东方大国的浴火重生之路。

100年来，这一道光召唤、指引、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接力奋斗，于“一盘散沙”中站起来，于“一穷二白”中富起来，于“爬坡过坎”中强起来。

立足百年大党新起点，置身百年未有大变局，接力百年奋斗新征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国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党史学习教育读本。本期“解放书单”副书单，挑选部分优秀党史类图书，以期帮助广大读者传承好初心使命、接续好奋斗之志。

「革命者」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朝着“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奔去的人中，有视死如归的大学教授，有义无反顾的青年学子，有浴血奋斗的产业工人，有勇往直前的农家子弟……

他们，就是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所书写的“革命者”。

五年来，为了撰写《革命者》，作家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去走访、拜谒革命者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那些地方或是在狭窄的小阁楼上，或是在少有人注意的弯曲、阴暗的小弄堂内，几乎没有一个独立和像样的楼宇亭阁。就是在如此极端困难、极端弱小的条件下，革命者前仆后继，爆发了惊人的力量。

在《革命者》中，先和我们“打招呼”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牺牲的革命先烈。这是一批年轻的革命者，无论是笑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的王孝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蔡博真、伍仲文，还是历尽坎坷、初心不改的何孟雄……他们的青春之花定格在革命激流中，英烈们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令人景仰。

在《革命者》中，还有一位“脸上总是带着笑意”的革命者——“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在上海被捕，宁死不跪，被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时年29岁。”这是热播电视剧为陈延年写的最后一段话。画面中，陈延年的脸上、身上都是受过酷刑留下的血痕，可他的眼睛里像有星光一样，不仅坚定、从容，还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在何建明的笔端，还可以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陈延年：早年参与建党的老同志与陈延年有过共事，大家对陈独秀的这个长子印象十分好，赞其“胜父三倍”，是一个做事的实干家。

在接替到黄埔军校任职的周恩来出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陈延年一开始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些困难。于是，他就经常与人力车夫一起弓着身子拉车，既是为了攻克语言难关，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劳工情况。

香港一家报纸为了诋毁共产党人，专门就此事发表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当“车夫”。陈延年知道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对身边的人说：共产党人当车夫，这不是耻辱，而是十分光荣的事，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党，这有什么不好呢？

大革命时期，广州是重要的革命中心，也是斗争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陈延年出任区委书记职务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不到两年时间，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增到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那个时候，动员和挑选优秀的进步分子入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既要一丝不苟，又要甘冒风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的共产党员骤减到1220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减至28万人。值此危困之际，陈延年被中央从广东紧急调往上海。陈延年是1927年4月15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到7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

何谓革命？既革一切反动势力和腐朽世界的敌人之命，也随时准备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这样的选择看似简单，却殊为不易；这样的选择看似偶然，却十分必然。信仰认定了，理想坚定了，就是一辈子。

「一样不朽」

在《革命者》的丰碑上，冼星海看上去有点特殊。他不是被敌人杀害的，也没有牺牲在监狱里，而是在创作《胜利交响乐》时病逝的。但是，党和人民依然将他视为“革命烈士”。

1935年，冼星海回到祖国、来到上海，开始了革命的音乐生涯。当时，上海滩上有权有势的人劝诱他去写“合胃口”的歌曲，不要去搞“那种危险的救亡歌”。冼星海予以断然拒绝：“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不是没有意义的。”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冼星海与田汉、吴永刚、麦新等音乐人，合作创作了《救国军歌》《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200多首作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出二队，到全国抗战前线演出。一路上，被战斗洗礼的冼星海，创作热情异常高涨，一批优秀作品在他的笔下诞生，如《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和《到敌人后方去》等。

这些作品与冼星海的名字一样不朽！

不朽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蔡和森、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这是《伟大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书讴歌的觉醒者。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不朽的人，还有很多。“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李大钊在刑场前的慷慨陈词。这样的铿锵誓言，像李白发往延安的一份份情报那般，指引着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坚定前进。

不朽的人，还有很多。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心策划的画册《红船故事》，不仅仅讲“红船”，还用900幅多格连环画记述从1919年到1928年的中国革命史，热情讴歌为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而艰苦奋斗的革命先驱，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风采。

不朽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韬奋先生，一位战斗了几十年的报人、编辑、记者。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他以文弱的身姿，倾力挥笔鞭挞投降卖国主义者和可恶的侵略者，全力唤起民众的觉悟与民族的良知。他在临别这个世界时，给家人留下三个字的遗言：“不要怕。”

“不要怕”，是革命者的基本品质；“不要怕”，是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支柱；“不要怕”，不仅饱含了对亲人的眷恋与疼爱，更寄托了勉励后来者继续奋斗的意志和力量。

许多人会被时间淡忘，但人民会记住真正的英雄；许多事会被时间冲刷，但历史会留下永恒的经典……

「击碎“预言”」

有人曾经判断：中国永远摆脱不了一个不堪负担的压力，即庞大的人口，共产党也无能为力。

还有人一度妄言：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可以打100分，政治上可以打80分，经济上却只能是0分。

然而，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汗水、用创新、用发展，一一击碎了这些“预言”。

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几年时间，却向世人真切展现了什么是独立自主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英雄气概、创造精神。

作为较为全面、详细反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筹备、建立到发展全过程进行了完整挖掘与研究。

在“红都”瑞金，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负责干部。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是我们党一贯珍视的优良传统。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围绕经济工作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影响尤为深远。

从“共和国的摇篮”出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锤炼治国理政的本领，不断提高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所谓“一穷二白”，所谓“一张白纸”，对革命乐观主义者来说并不是负担，而是可以更好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

《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的一大特色就是，全面、准确梳理和呈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工作中“为了人民的利益”孜孜不倦的探索。

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面八方”战略，“一化三改”战略，“一五”时期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三线建设”战略，“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在开放方面采取局部试点与试验逐步推进的策略，在改革方面采取通过局部突破再实施整体推进的策略，等等。

《共和国的脚步：“一五”至“十五”计划编制与实施的历史回顾》则有更多的细节描述——

1956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草案。他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周恩来还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强调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积极而稳妥的基础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偏向，又不能急躁冒进。为此，整个7月，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人几乎每夜工作到凌晨，反复测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

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对于重大项目，他也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尤其是专家的意见。

薛暮桥回忆：“修改建议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修改完毕以后，就送到总理那里去最后修改，连续改了几个通宵。最后一次从晚间到清晨八时才结束，张玺同志和我都已经疲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总理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容。”

就是这样的“精打细算”，就是这样的“高瞻远瞩”，让这个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国家，仅仅用了10多年就搭建起现代基础工业体系，仅仅用了30多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百余年走过的工业现代化历程。

「至诚底色」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下之际，钱学森来到这个世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刚过不久，钱学森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人生。

一份生平一段史，钱学森的一生珍藏了驰而不息、砥砺奋进的国家记忆；一份生平一束光，钱学森的一生诠释了爱国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钱学森画传》以钱学森的一生为主线，以钱学森的成就为坐标，深刻、全面、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笃定信仰、至诚底色与朴素情怀。

钱学森说，自己的一生有三次激动：

1955年，钱学森被允许回国。离开美国前，他将自己新出版的《工程控制论》献给敬爱的老师冯·卡门。冯·卡门不禁感慨：“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为中国人争了气，这是钱学森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后来，钱学森乘船回国，中途停靠港口的时候，上来了一个美联社记者。记者头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共产党？钱学森回答：“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

记者见捞不到什么，就灰溜溜地走了。但仅仅4年后，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钱学森就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钱学森第二次心情激动。

中组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作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钱学森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心情激动极了！”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走向和平发展，从满目疮痍走向繁荣富强，正是因为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用理想与信念、用知识和技术谱写了一篇篇华章、铸就了一座座丰碑。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重读钱学森的故事、领悟伟大的科学家精神，不仅是一门基础课，也是一门必修课。

「思想力量」

党史题材总体上严肃庄重，但有时候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能讲好故事。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同志给当时上中学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了一封家书。信中，他提了一个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这封题为“趁着年轻，多学习自然科学”的家书，是《革命先辈家书家训丛书》的打头作。全套丛书共3册，收录革命领袖、革命先辈、开国元帅和革命英烈书信130多封、家训50多份。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真实生动的手迹图片，展现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

毛泽东同志主张“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这里的“政治”，是指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即“空头文学家”一类的东西。年轻时由于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应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等到掌握了系统的专业知识，有了充实的基础之后，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丰富，就会产生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时候则必须学习社会科学，解决政治方向问题。

《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经由中央党史权威部门审定，66篇文章分为“人物写真”“内幕揭秘”和“随笔漫谈”三部分，将中共党史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串联起来，可谓角度新颖、细节深入。

该书注重历史写作的个性风格和特色，善于借助文学手法扣人心弦，挖掘的史料注重细节，避免枯燥和抽象的历史事件的描述，熔铸了作者的感情和思考，更能发挥资政育人的效果。

在《红色浪漫：延安窑洞里的四大婚礼》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窑洞、窗户纸等符合陕北农村的实际，红喜字烘托出新婚的喜庆气氛，煤油灯点出了时间是在晚上。

延安马列学院自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为办好这所学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张闻天与延安马列学院》一文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多年来一直在打仗，有的经过长征，立有战功，但对读书学习就缺乏正确的认识，说打仗有了机关枪就够了，敌人来了，一扫一大片，读书又不能打死敌人，有什么用？

针对这种思想，张闻天专门讲了学习理论的问题。他说：机关枪能打死敌人，这是事实；但是革命不能光靠机关枪，没有马列主义，分不清敌我，你就不知道该向谁扫射，可能打不准敌人，反而伤了自己的同志。所以，革命需要机关枪，也需要马列主义。

胡绳是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著称。1936年1月，19岁的胡绳就写出了“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新哲学的人生观》。

胡绳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尽量周到，论述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当人们觉得道理似乎已经讲完的时候，却往往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把人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有这样好内容的文章，其表达形式却是十分的朴实，不哗众取宠，不虚张声势，更不以势压人，而是靠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征服人。这是胡绳的学风文风，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品格。

「新陈代谢」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百年大党何以正年轻，百年大党何以永远年轻？面对这个时代之问，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百年大党正年轻》中给出了解析。

他认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从幼年走到成年、从幼稚走到成熟，但依然充满朝气和活力。这是一种充满成熟魅力的“年轻”，并非幼稚的“年轻”，更非愣头青般的“年轻”。

有理想、有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标识。

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失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根基，而且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明传统为支撑。中国共产党还能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确定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以此来凝聚人、激励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远大的，又是科学的，还是和现实相联系的，是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的。

有活力、有朝气，是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又一标识。

活力也好，朝气也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来自事物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会有“新”和“陈”两个方面的因素存在。“新”代表的是上升的因素，“陈”代表的是下降的因素，“新陈代谢”就是“新”不断取代“陈”。这一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活力”，就是“朝气”。中国共产党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最懂得也最会自觉运用事物发展的“新陈代谢”规律，因而也最有活力和朝气。

比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通过整顿自己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在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中“新陈代谢”。

又如，我们党不仅能够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取代“旧中国”,实现国家政权的“新陈代谢”，而且能够领导人民把“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新陈代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魄力和胆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革除自身肌体存在的消极腐败因素，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建党百年，既是铭刻千秋伟业的里程碑，也是再创奇迹的新起点。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那一道信仰之光、理想之光必将划破苍穹、穿越时空，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